周东飞：庄里庄外的那些文化事儿

作者：周东飞

石家庄听上去像个村庄的名字，所以它必须改个名字才显得有文化。早先有人主张改叫西柏坡市、冀州市、北宁市，但说过撂过没几天便没有了下文。新近，石家庄的郊区正定县将划入城区，一时间给改名人士以无限启发。如果石家庄改名为正定市，历史底蕴一下子就能平添两千年，如此有文化的事儿哪有被拒绝的道理？

资深网络评论人士五岳散人在这场争论中，显然有志于做一个反对派。他发表在《东方早报》上的评论，一一历数热衷改名的暴发户心态。某人通过手术弄了一个六指，从此就改名“六指琴魔”。李家庄的张狗剩，成名或发财后改名“张够圣”。某店堂两三间的野鸡饭馆门楣上，“环球大酒楼”的名字赫然在目。最后，作者告诫说，当一个地方不能提供一些正面，以及有恒久价值的东西时，你就是把它叫做“人间天堂”也不管用。

“在这个城市已生活了11年”的本土评论人陈方对“这个庄”充满了感情，每当有人说起“石家庄”这个名字“土”，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央视主持人王小丫，人家这个名字不算洋气，可叫得响当当。上海是松江府下的一个渔村的名字，开埠成为城市以后依然叫上海。而经济欠发达城市总喜欢将老祖宗赋予的名字脱胎换骨，使其更加“闻名”更加时尚。还是网友的话来得更直截，“如果你嫌石家庄不够洋气，那直接改成华盛顿得了；如果嫌石家庄不够出名，那直接改成三鹿市或三聚氰胺市得了。”

另一场事关文化的争论，围绕教材和鲁迅展开。人教社新版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记念刘和珍君》3篇。北京师大附中一位老师坦言，“鲁迅作品几乎快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块鸡肋。”

胡印斌在《中国青年报》上将这场讨论称为“去鲁迅化”文化癔症，近年几乎隔上一阵儿就暴发一次，因此一点儿都不新鲜。他认为这种癔症暴露出经典教育的缺失，我们给太多白胡子老头滥发大师帽子，却往往又大大咧咧地抱怨真正的大师、真正的经典太少。我们只震撼于大师头上虚妄的光辉，却往往不愿意、不能够走近大师、理解经典。长平发表在《新闻晨报》的评论也认为，错不在鲁迅，错在教材。学生的痛苦到底是什么呢？与其说是鲁迅的文章拗口，不如说是“连标点都要背下来”，这正是我们的高考对教材的变态要求。

支持从语文教材中削减鲁迅作品的一个理由，据说是鲁迅乃当代愤青的重要思想来源，少学点鲁迅，即可少制造一批愤青。于德清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认为，最终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是崇高的理念下所保持的战斗姿态，而这也是当代网络愤青的一个标准剪影。削减鲁迅作品与民族、国家等宏大而抽象的概念无关，只要我们的教育能够培养出理性的个体，让年轻人拥有健全的人格，他们自会于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做出明确的判断。

文化原来是可以量化的，有一个词叫做文化程度。重庆市人社局等部门下发文件称，到2012年底，对全市35岁以下未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又没有在校学习或者补习的在职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和职员，将视为不能完成工作任务予以辞退(聘)处理。学习期间每年学费由财政资助，并在就读期间保留原职务。

学历能不能代表能力？椿桦在《珠江晚报》论证说，按照重庆的新规，有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名叫卢拉的人，是肯定无缘做公务员的，但他却能够成为巴西的总统；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只有高中学历，当然也无法在政府任职了；比尔·盖茨大学没读完，自然也无法担任技术员；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只有中专学历……过度的学历崇拜，带来的后果只会是学历腐败。

张鸣则在《新京报》追问这场行政秀是否劳民伤财的问题。这样的学历大跃进，居然堂而皇之地由纳税人埋单。民众能不能问一声：官员获取文凭的学习，文凭自家拿了，凭什么要由政府财政出钱？如果这样做是合理的话，那么每个新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大学生，其学费是不是也应该由政府报销呢？进一步说，公务人员的学习可以由财政支出，那么其他行业的人呢？

荤段子是不是文化？是低俗文化，要大力反对。为了反对荤段子，河北省深泽县从7月10日开始，在全县党员中开展专题讨论活动，目前已召开专题讨论会480多个。笪祖煌在《广州日报》上算了一笔账，一个月召开了480多个会议，平均每天16个会议。按8小时工作时间算，每半个小时就要开一次会。这一个月中，想必深泽县各级干部不少工作时间都淹没在“会海”之中。荤段子是低俗文化，文山会海又是什么文化？认为会议开得越多、会议规模越大，工作声势就越大，效果就越好，这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需要反对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