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中那份爱，点亮眼前那抹黑

本报记者探访京城为盲人讲电影的“心目影院”

核心提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王伟力和郑晓洁是北京一对年近五十的夫妇。如果不是心头突生一念，他们现在至少在京城拥有一套百余平米的房子，一人一车，过着小康生活。

为了让一群看不见世界的盲人能够“听到”真实的世界，他们倾其所有，建成一座小小的“心目影院”，专给盲人“讲”电影。

最难时，他们甚至砸了儿子的存钱罐。

本报特派记者

周玥廷 彭磊

9月6日晚，残奥会盛装开幕。在鼓楼西大街79号一个四合院内，数十名盲人聚拢在东边的一间房里，一边吃着热腾腾的饺子，一边听那个被他们尊称为“大伟老师”的男人讲残奥会开幕式。这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虽然是租的，却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心目影院”。大伟本名王伟力，妻子郑晓洁，来这儿的盲人朋友的一切事情都是这对年近五十的夫妇张罗的。

第一次讲的“电影”是《终结者》

当盲人朋友第一次“看到”美国大片后，激动得将大伟抱起来转了几圈。

长江商报：他们经常来听大伟老师讲电影？

晓洁：每周六上午9点是讲电影的时间，每场几乎都会有三十多个“观众”。有一次下了很大的雨，院子里的水都快积到脚踝了，都以为不会有人来了，结果不到9点盲人朋友就陆续到了，因为看不见，他们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积水里，进屋时，他们的鞋袜都湿透了。

长江商报：他们很渴望通过这个形式了解世界？

晓洁：一个后天失明的盲人朋友在“看”完几场电影后对我说，失明后她完全不能承受家里人看电视，一旦听到电视里传出声音，她就恨不得把电视机砸了。而现在她完全已经可以接受和家人一起看电视，她说是大伟老师唤起了她还是健全人时的那些感受。

长江商报：你们俩都是健全人，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晓洁：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六年前我在做一档有关于残疾人的节目，因为事情很多，我就给当时正在做生意的大伟说，让他有空就过来帮帮我。他做了一段时间就觉得离不开了。

大伟：2005年7月的一天，一个盲人朋友到我们家玩，正好在放《终结者》，里面的声音很激烈，那个朋友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把画面的内容讲给他听。讲完之后，他特别激动，把我抱起来转了两圈，“我终于能看电影了”。当时我就觉得用讲电影的形式再好不过了。

当月，大伟就在“红丹丹”的办公地点增加了一间放映室，取名“心目影院”。

困难

最难熬的时候砸了儿子的存钱罐

困难的时候，“红丹丹”很需要钱，已经半年没有交房租的大伟，甚至把儿子的存钱罐里的钱也掏出来了。

2006年初，由于与英国一培训机构的合作出了问题，没有资金周转，“红丹丹”险些关门。祸不单行，几个已经考取普通话一级甲等的盲孩子这时也突然离开。郑晓洁说，那一年是她这半辈子最难熬的日子。

长江商报：这些盲孩子都是从什么地方到你们这儿来的？

晓洁：有山东的、东北的，也有北京的。他们来了后就都住在这里了，吃、住和技术培训都是我们免费提供。

长江商报：现在每个月的开销大概需要多少？

晓洁：我们的员工大多数是志愿者，主要的开销还是房租和学生的食宿，别看就东边这四间房，月租也得万把块钱，总共加起来每个月大概得花1万5千左右吧。

长江商报：这些资金主要从哪儿来？

晓洁：现在全部都是社会资助，有个人的，也有一些基金会的。本来我们与英国某媒体培训机构有一个协议，如果当时签了的话将得到7.9万英镑。不过我们发现这份合同中有些问题，操作很不规范，就拒绝了。其实那个时候“红丹丹”很需要钱，我们已经有半年没交房租了。最困难的时候，我真的把儿子的存钱罐里的钱也掏出来了。

心酸

80岁的老母亲塞钱给我们

已经80岁的老妈妈尽管靠低保过日子，但依旧拿出500元支持大伟的工作。

长江商报：“红丹丹”从无到有的这五年，你们可谓是倾其所有，家里人支持吗？

晓洁：我父母最不能接受，春节都不让我们回家过年。直到2006年10月15日国际盲人节，妈妈在电视上看了《东方时空》做的一期采访“红丹丹”的节目，第二天早晨不到8点她就打电话过来，她在电话里哭了，说这两年到现在才理解我在做什么。让我这个春节回家吃饭，那两天刚忙完一个活动，累得不行了，但一听这话，真的是“咯噔”一下就醒了，说别等到春节了，今天是我儿子生日，就今天我们回家吃饭吧，顺便还把生日蛋糕钱省了。从母亲家走的时候，还悄悄塞给我1000块钱。

大伟老师家里人倒是没有反对，但有时候他心里更难受，有一次回家，他妈妈知道我们缺钱，主动拿出500块钱给我，那天他的脚一踏出家门，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他妈妈都80岁了，还得靠拿低保过日子，他自责，做儿子的不仅不尽孝，还要从家里拿钱。这些年让我们感动的还有我们的儿子，以前有钱的时候，每次儿子出门都给他一百块钱，他对钱都没有什么概念，办“红丹丹”后我们就只能坐公车回家，儿子有天突然跟我说，妈妈，我们从这里走到德胜门再坐车吧，这样就少转一趟车，可以节约一块钱。

长江商报：做这些事，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大伟：很多人都这样问，我也问过自己。我们当初是不理解公益的实质，才花光了积蓄。但现在明白了，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应该让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融入进来，大家共同来完成，从一个个体变为团体，再成为一份社会责任心。

也许我的所作所为不能改变盲人生活的现状，但如果通过我的体会和感受，改变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可慢慢地感染别人。就像一些盲人刚开始边“看”电影边打架，也不会说谢谢，来了两三次后就对我说谢谢，他们得到了尊重，也懂得尊重对方。

当初取名“红丹丹”，就希望这些盲人朋友能像电影老片《闪闪的红星》里的映山红那样，即使是在恶劣的环境里也能快乐生长，最终红遍大山。

反响

崔永元、王小丫等助阵

影院的运营经费在山穷水尽之际，得到了社会各界名人的鼎力帮助。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房东，郑晓洁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三天没有出门。就在这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晓洁：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的那几天，本来是在盘算“红丹丹”的几间屋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准备卖了把钱分给这些盲孩子，然后散伙。那正是在2006年12月上旬吧，突然接到一个和我们有合作的德国义卖小组的电话，说他们的圣诞节义卖活动结束了，让我过去分红。我那时真的是顾不上洗脸、梳头了，直奔过去，那一次我们拿到了1.2万元，赶紧交了房租。

还有一位山东的老奶奶，她女儿也是一个肢残人，生活过得挺不容易的，在北京的时候就住在我家，临走时硬是塞给我4万块钱积蓄，她跟我说，闺女，我知道你们是在做好事。

长江商报：“红丹丹”坚持下来了，也吸引了不少著名主持人到这里来讲电影，做义工吧？

大伟：他们讲电影都有各自的特色，崔永元喜欢讲些拍摄花絮，比如画面上正出现某个演员，他就讲这个演员当时拍戏时怎么样怎么样，一些幕后的故事，就像他主持《电影传奇》时那样。王小丫则是《开心辞典》派，很有意思，画面里有人在拉琴，她就对观众说“你们猜，谁在拉琴？”没想到下面居然有盲人猜出来了，只不过这样虽然互动比较强，但跟不上画面转换。

晓洁：王小丫临走时跟我说，只要需要随时都可以给她打电话。他们讲电影虽然不算专业，但可以让盲人朋友感到一种和名人面对面的尊重和自豪，挺好的。

他教我洗内裤

马新宇是“红丹丹”文化教育培训中心的第一个学生，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今年26岁。

郑晓洁想起第一次到马新宇家的情景：不到9平米大的一间屋里，到处是灰尘，连个站脚的地儿都没有，被子都是黑色的。

马新宇不仅看不见，耳朵也不好使，很多时候到院子里去，都找不准进屋的方向。马新宇的爸爸、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谁也不愿意要他。“我就一直在那间小屋子里生活，直到遇到晓洁老师。”

如今，马新宇一边做节目，一边接受国内外闻讯而来的记者采访，每个月还可以拿到八九百块钱工资。记者采访那天恰逢教师节，记者和郑晓洁夫妇正围着四合院里的小圆桌聊天，马新宇和一个小学妹拿着一袋烧烤和一瓶果粒橙走了过来，马新宇说：“上午把晓洁老师惹不高兴了，这是给她道歉。今天是教师节嘛。”在马新宇的心里，晓洁老师犹如妈妈，还手把手地教他洗内裤。

连线本地

一武汉籍孤儿在“心目影院”当编辑

帮全球盲人“听”奥运

本报讯（记者 望隽 通讯员 周钢）正常人可以看奥运，可那些失去视力的朋友呢？他们只能“听奥运”。奥运期间，全球盲人朋友通过网络和广播，收听奥运特别节目，其中部分正是出自武汉市儿童福利院长大的盲人女孩李逢之口。

19岁的李逢是武汉市儿童福利院成长起来的一位孤儿，自幼双目失明，但天资聪颖。当她得知全世界有4000万盲人，其中中国就有1600万盲人时，她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全世界的盲人朋友做点事情。2006年李逢考取长春大学，成为该福利院走出的第一位本科生。由于她乐于助人，普通话也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奥运前夕，李逢被“心目影院”特聘为奥运编播人员。自8月8日到达北京后，她每天都要编辑一期盲人节目。

据了解，盲人节目的编辑制作难度非常大：不仅要求编播人员非常了解解说内容本身，还要将要解说的素材拷进电脑，编辑成盲文文稿，由播音员录播传到网上——这样，全球的盲人通过电脑网络或广播，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收看”奥运节目了。

“听了李逢姐姐的奥运解说，我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奥运现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武汉市儿童福利院的盲人武旦（化名）激动地说。

武汉盲人有望通过电波听电影

本报讯（记者 周玥廷）十年前的那场车祸让马伶少了右臂，好在仅此而已，马伶如今依然是一名著名的主持人。上月末，残奥会火炬在武汉传递，马伶受邀到央视做嘉宾。就是在那几天，马伶去了“心目影院”，和郑晓洁聊起准备给江城盲人讲电影的念头。

昨天下午，拨通马伶的电话时，她正在家里给一群刚刚步入高三的孩子上课，和“心目影院”里的盲孩子一样，这些孩子也希望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但也有不同，他们都是一群健康的孩子，而他们的指导老师马伶却是一位肢残人。

其实都一样，他们都有爱心、理想和坚强的意志。马伶坦言：“我的确打算给盲人讲电影。不过因为精力有限，可能无法像‘心目影院’那样面对面地讲，只能采取他们的第二套方案——主要还是通过湖北的电台，给更多的盲人朋友讲电影吧。”

残奥会结束后，马伶将和电台的同行朋友商量此事，随后考虑培养一批给盲人讲电影的符合条件的志愿者。

盼望武汉早日拥有“心目影院”

本报讯（记者 望隽 通讯员李洪涛）“如果武汉也有像‘心目影院’这样可以听电影的地方，一定会受到广大盲人朋友的欢迎！”省盲协常务副大大袁明晞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受视力所限，武汉近10万盲人朋友目前能参与的文化娱乐活动十分有限，他们渴盼着也能早日拥有“心目影院”这样的精神享受场所。

帮盲人多了一双眼睛

袁明晞回忆说，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她还在读中学时，中央广播电台曾有一档名叫《电影剪辑》的节目，内容是对经典电影进行适当浓缩后，在播放电影对白的同时，还由广播员对电影情节、场景、人物进行介绍。

“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每个星期天下午1点，我都会准时守在广播前收听。” 袁明晞说，那一部部电影如《简爱》、《闪闪的红星》等，给她带来了非常美好的精神享受。

今年残奥会期间，袁明晞注意到，为方便盲人朋友参与奥运，许多志愿者纷纷发起“讲奥运”活动，他们将自己看到的比赛盛况，用详尽的语言描绘出来，从而达到让听众身临其境的目的，这给盲人朋友欣赏奥运带来了很大便利。

“心目影院”最大困难是场地

早在两年前，在朋友介绍下，袁明晞就接触到了“心目影院”，听到了大伟对电影的生动讲解，这让她深有感触。“我一直在想，要是湖北武汉有这样一个让盲人朋友可以‘听电影’的地方就好了。” 袁明晞说，目前在武汉约有近10万盲人，由于种种限制，他们能参与的文化娱乐活动非常有限，主要局限于听收音机、唱歌、下象棋、打扑克等。

武汉能否也拥有“心目影院”这样的残疾人文化场所？袁明晞认为，最大的困难首先在于是否有影院愿意接纳盲人观众；至于讲解员，她建议可从高校招募有爱心的志愿者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