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准好莱坞之外的世界，贾樟柯要把平遥影展做成中国版“戛纳”

瞄准好莱坞之外的世界，贾樟柯要把平遥影展做成中国版“戛纳”

葛怡婷

贾樟柯以刷屏的方式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不是因为他的电影，而是在自己的故乡创办了一个电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

形象大使范冰冰的海报贴满古城小巷，当她一身墨绿色华服出现在废弃的柴油机厂，狭窄路上挤满了尖叫的观众和数百名保安；64岁的威尼斯电影节前任大大马克·穆勒、冯小刚、吴宇森、刘震云等人都以“贾导的朋友”身份来到平遥古城……

早在四年前，贾樟柯就想在中国做影展。他心里所想的，是办成戛纳电影节的样子，明星云集一座小镇，在小城市的规模内，实现电影的狂欢。他要关注的是青年导演，非欧美地区的电影创作。

这个梦想，他在自己47岁这一年终于完成。

漂泊山西人的电影梦

1998年，从第一部电影《小武》开始，贾樟柯就带着电影四海漂泊，参加世界各国的影展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向第一财经回忆起自己的27岁。那年，他第一次去欧洲参加柏林电影节，一切都很新鲜，“柏林的街道是放射性的，不像北京或者山西，街道都是封闭的，是井字形。它让我开始思考，不同的建筑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观的不同。我看到柏林出租汽车司机在等客人时看大部头的哲学书，给我带来很深的震撼。你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会发现世界的广阔，对于电影人来说，这就是电影节能够赋予我们的意义。”

时隔20年，人到中年的贾樟柯开始期待，何时能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故乡有一个电影节，“让人们看看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作品，为世界电影带去我们的评价、我们的观点。”

他希望，当一个外国人踏上中国的土地，能看见中国古典的一面：“他能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看见古老的城墙，看见一弯月亮时，能理解中国古典的诗意。”

当年那个一心想要逃离故乡的山西少年，如今终于回到故乡。中国很少有导演像贾樟柯一样，与故乡保持长久而密切的联系。从第一部《小武》到2017年的《时间去哪儿》，横跨20年的电影创作中，他一次次回望故乡，每一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地都在山西小县城。

在山西办一个国际性影展，没人比他更迫切，也没人比他更适合。贾樟柯告诉第一财经，此前也有经济实力较强的省市邀请他去创办影展，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平遥，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情感，“我是山西人。”

“说实话，作为一个山西人，有时候挺不服气。我是一个壁画迷，我知道中国最精彩的古典壁画都集中在山西。村落、古庙、古塔，山西的文脉延续已久。人们对山西长期误解，以为山西只有煤，没有其他的人才，只有煤老板。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从没来过山西。平遥国际影展邀请全国各地的人来到这里，能体验一个真正的山西。”

当然，更重要的是贾樟柯作为电影人的考量。平遥国际电影展有一个堪称“影展之最”的很长的英文名：Pingyao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其中，“卧虎藏龙”经由导演李安授权，不仅出现在英文名中，也成为了“卧虎”、“藏龙”两个重要的展映单元。

贾樟柯喜欢这个名字，“卧虎藏龙，是一种蓄势待发，它和年轻导演破土而出的力量感和动感相吻合，是一种生动的、向上的生命力。平遥影展会一直保留这个。”

发掘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青年电影人，并向中国观众推介，是贾樟柯办平遥影展的初衷之一。

“我1993 年学电影、拍电影，从一个学电影的学生到一个长期从事创作的导演，我非常明白电影节对于新人崭露头角的重要性，所以相比‘熟悉’，我更喜欢‘陌生’一些，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些优秀年轻人走向更大舞台的桥梁，就像当年柏林电影节之于我一样。”贾樟柯说。

电影宫，不是商场

今年深秋，拥有2700年历史的平遥古城迎来了它的新生。古城的西北角，被荒废十多年的柴油厂工业旧址上，出现了一座堪比戛纳电影节规模的“平遥电影宫”——包括一个容纳1500人的露天影院，一个500座的多功能影厅，还有四个由车间改造而成的小型影厅以及林林总总的场馆。它们都服务于平遥国际电影展。

几乎每个进入“平遥电影宫”的人，都会讶异于它混杂的复古和先锋的双重美感。半年前，这里还是古城落寞的角落，无人问津。它在原柴油机厂房的基础上新建及改建而成，前身是始建于1920年的钢铁工厂，1970年代初更名为晋中柴油机厂。1994年，柴油机厂倒闭，厂房保存下来。在经过半年多密集的改建和新建后，园区变成了“电影宫”，也依然弥漫着上个世纪的工业记忆。

贾樟柯告诉第一财经，他不喜欢“开在商场里”的电影节，“你需要进城，换乘很多次公交，进入一家shopping mall ，然后穿过很多店铺，再进入电影院。那样的话，电影院的商业色彩比较浓厚，我觉得它会冲淡整个影展的凝聚力。”他喜欢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那样的形式，拥有相对集中的电影宫，“大家容易聚合，也方便人们交流。”

去年九月开始，贾樟柯与清华团队沟通协调创意，反复推演各个区块的功能，今年3月开始改建，把过去的车间群从功能上变成一个电影宫的结构，从筹备到施工仅一年时间。

“我们希望建筑能保留工业遗存，所以选择了改建为主。但改建又最难，你需要考虑保留和改建的尺度，所有新建建筑的高度都不能高于城墙，要和古城的风貌匹配。”谈起电影宫改建工程，贾樟柯说，从设计到基建，他本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盖房子我实在不在行，可是所有人都在问我意见，我得去学，学功能的划分，学电路，边干边学。”

“平遥电影宫”处处透露着贾樟柯的执念。“小城之春”影厅致敬中国电影大师费穆；容纳1500人的露天影院“站台”得名于他的同名电影《站台》。

露天影院造价高昂，后期维护较之室内影厅也更加困难。贾樟柯之所以执意建造，是希望它能够和目前的观影潮流相互对抗。他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一个县城只有一个露天影院，常常有成百上千人在一起看电影，“它所形成的观影气氛是非常独特的。在电影的黄金时代，意大利、法国都有大量这样的露台影院。如今影厅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在电脑上手机上就一个人单独观看。电影基因里有一种集体观看的魅力和美感，我想重塑这种体验。”

聚焦好莱坞之外

“我们是第一届，如果说其他问题下一届可以调整，但选片水准和放映水平绝不能妥协，第一年就必须出手不凡。”为此，贾樟柯邀请到资深的电影策展人、中国电影人的老朋友马克·穆勒担当影展的艺术总监。

贾樟柯说，国内大型电影节都没有明确的艺术总监，“不知道谁为电影节的学术负责，也不知道谁来做艺术策划，这是违背电影节展规律的。”

马克·穆勒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是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重要推手。在他担任威尼斯电影节选片人期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入围主竞赛，而在他担任威尼斯电影节大大的八年中，《断背山》、《三峡好人》、《色戒》先后问鼎金狮。

“贾樟柯的《站台》是我拿到威尼斯去放的，《站台》在威尼斯的发布会，我是英文翻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贾樟柯的电影美学不仅仅会征服我一个人。”平遥影展的八天里，马克·穆勒像当年面对国际媒体推介贾樟柯一样，向中国介绍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影作品和电影人。

这一年，为了办影展，贾樟柯几乎动用了他所有的资源。所有到场的导演、明星、歌手、摄影师、监制、演员，都或多或少曾与贾樟柯有过密切合作。贾樟柯的“朋友圈”在这个秋天聚集平遥，让古城焕发新生。

十月初，平遥影展官方微信就推送了影展片单，很快引发影迷骚动。片单仅有40余部影片入围，却都是人气佳作。比如戛纳电影节金棕榈获奖片《魔方》、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的动画电影《大世界》，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的电影《嘉年华》，北野武新作《极恶非道：最终章》，理查德·林克莱特的《最后的旗帜》等等。此外，还有类型片大师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百年诞辰回顾展。

在此之外，平遥影展希望能够为那些新鲜的、有冲劲的、有张力的电影提供舞台，因此它区别于其他影展最大的不同在于聚焦非西方电影和青年导演。

“平遥电影展将目光投向好莱坞之外，投向东欧与拉美、亚洲和非洲，投向那些容易被中国观众忽略的地方。”在贾樟柯看来，这些才是当今世界电影创作最有活力的地区，“在中国，欧美之外的电影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评论和认识，这些区域，长期活跃着对电影语言拓展性的工作，以及对人类生活多角度的描述，只是各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强弱影响了这些优秀创作的传播。影展希望人们关注到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影片，让这些文化成果能够被更多人分享。”

在平遥影展，你能看到与西方主流世界迥异的影像，来自阿根廷、葡萄牙、俄罗斯、波黑的电影，无一例外都蕴藏着对现实的思考和人文关怀。

“平遥元年”，也是“第零年”

第一次以影展组织者而非参与者的身份亮相，贾樟柯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焦虑。

贾樟柯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被光灼伤的眼睛戴着墨镜，雪茄不离手。采访快结束时，工作人员敦促他“把药喝了”，他匆匆抿一口，又赶往下一场影片的映前交流。

平遥影展的首席内容官万佳欢告诉第一财经，过去这一年，他们平均睡眠时间不足五小时，一切都是从无到有。虽然第一年主题是“平遥元年”，不如说是“第零届”。影展期间，所有人晚上都要开会复盘，讨论至凌晨三、四点，早晨七、八点又开始投入工作。

开幕当天，遇到影展期间最冷的一天，人流量超出预期，秩序一时有些混乱。原定早上8点开场的开幕片放映，推迟了大约2小时。很多观众从6点半入场，一直在“站台”待到12点半，瑟瑟发抖。

影展的第一年并非完美。安保、导视、餐饮等方面，贾樟柯都觉得有些遗憾，他一直在想，如果再多给两个星期就好了。

“我们有繁重的策展任务，全球的推广选片，视觉平面设计、票务平台的搭建，志愿者的招募和培训，我们希望每个环节都做到最好，可是的确有些做到了，有些差一点。”影展期间，他碰到导演谢飞，谢飞是他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谢飞觉得平遥影展远超过自己的预期，这让贾樟柯觉得欣慰。

艺术总监马克·穆勒有将近40年参与电影节的经历，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他说自己已经对那些在大城市举办的、由大型机构操控的电影节感到厌倦：“大多数人只会在那些电影节待上两三天，忙于推广宣传、应对媒体事宜，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电影，但在这里，在平遥，他们有时间坐下来，彼此交流。”

深夜电影散场后，马克和来自各国的电影人跑到古城的小餐馆觅食，他看到那些餐馆、咖啡店里坐满了人，人们窃窃私语，聊的都是电影。

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来到平遥影展的人，都会被这里的纯粹的电影氛围所感染，恢弘的电影宫展厅内悬挂的梅尔维尔的海报，让人恍然回到电影的黄金时代；从早晨到午夜，从一个影厅游荡到另一个影厅，你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间，在这里度过只和电影有关的一天；每天黄昏，“小城之春”影厅外总是聚集着三三两两候场的男女，抽着烟，聊着天，等待与电影相遇，这里将会展映一天中最重要的电影；夜晚的“站台”，纵然天气寒冷，人们仍然愿意坐在这里，体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露天电影，一直待到影片字幕滚动结束。

贾樟柯告诉第一财经，他不希望做一个只有八天的电影展。所有的放映场所都将投入到常态化的运营：“闭幕之后，我们做一个内部的调整，从电影节模式变成日常运营模式。我们会根据影展的特点进行常态化的策展，与全国的放映机构、艺术机构合作，让北京、上海、广州，乃至法国、日本的专题性的学术性的展演活动落户平遥。”

平遥人的新“站台”

在“平遥电影宫”落成之前，平遥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影院。这个以煤矿闻名的省份，在这个季节，空气中总若有似无地飘着煤味。古城之外的平遥县城，和中国大多数的县城没有太多不同。在这个并没有太多艺术氛围的小城落地文化项目，贾樟柯有自己的想法。

“我对文化资源固化在大城市持保留意见，城市人口确实是属于千万计，但消除这样的地区差异，文化活动、文化资源自上而下流动很重要。”贾樟柯曾在访谈中提及早年的经历：“我在汾阳生活，也有一种被禁锢的感觉，县城外面是非常神秘的外面的世界，可是自己没有机会去看外面的世界，这种禁锢感给我很大的孤独感。”

“如果我没有选择平遥，肯定还是会选择小城市，我其实想证明一点，小城市也可以。”或许贾樟柯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加理解一个并不发达的小城的年轻人，如果他热爱电影，会有多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

当记者问他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做这件事是否值得时，他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

贾樟柯看到，当一个国际影展造访古城时，多少能够给当地带来微妙的变化，“比如开电瓶车的师傅开始试着去讲普通话，年轻人开始试着说一两句简单的英文。再比如我们的放映厅年轻的放映员，在三个月以前，可能是待业青年，可能是餐厅服务员，但三个月之后，他们经过培训成为国际影展的放映员，放全世界最好的艺术电影，他们基本上没有出差错的完成了电影节的放映要求，这些小伙子都是平遥人。”

在电影之外，贾樟柯找到了一种影响电影人的方式，办一个声势浩大的电影节。在电影《站台》里头，被时代的火车撇下的那一群年轻人，也许能够在新的“站台”，找到实现梦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