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怎么就成了“民族良心”？

人们又爱崔永元了。只用了几天时间，他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就成为了直面娱乐圈黑暗的斗士，一个勇敢的“民族良心”。他揭开了娱乐产业里最本质的秘密，不是绯闻，不是交易，也不是潜规则，而是数以亿计的财务问题，彻头彻尾的金钱游戏。

人们无条件地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相信他能对所有的发言负完全责任，相信他真的有“一抽屉合同”，足以毁掉许多人的职业生涯。

税务部门开始出动，影视公司的股价应声下跌，霍尔果斯也在紧急之下取消了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从明星到企业，从网民到媒体，从机关到政府部门，举国为之而动。他

像一个出色的投弹手，把手榴弹丢进了明星们的金库里。我仿佛看到，人们就这样围聚在他身边，只等金库里的爆炸声一响，就准备把他扛上肩头，奉为永远的英雄。

可是，我分明清楚记得，一年前崔永元的璞谷塘陷入风波时，媒体与公众是如何定义他的。

当时，璞谷塘被指责商品定价过高，盗用商品图片，崔永元本人更是被称为一个以反转基因为幌子的精明商人。有人说，“我走过最长的路，就是崔永元做生意的套路”。一位我尊敬的媒体前辈则写道，崔永元是在用一场场鏖战，寻找最忠实多金的信徒——这是何其凶狠的人格判断。

其时，全国150多家媒体报道了与璞谷塘有关的新闻，几乎无一利好。

此后不久，崔永元离开璞谷塘，他在声明中写道，由于反转基因问题，他“得罪了庞大利益集团横遭报复”，为了不牵连他人，他辞去璞谷塘所有职务，退出所有股份。

当时有人发出嘲讽，说他不仅抑郁症没治好，还得了被害妄想症，“他在阴谋化自己的遭遇”。

一个一年前如此不被相信，几乎被舆论机枪扫射成尘埃的人，如今又金身重塑，成为了民族良心，这其中的荒诞，正是我始终无法相信舆论与媒体，并觉得它们恐怖的原因。

昨天才说他是奸商，今天就捧他是勇士，这种反转如此轻松，仿佛可以无视所有记忆和逻辑。我

们无法知晓，那些在今天拥护崔永元，疯狂从中攫取流量的人，有没有在一年前啃噬过他？我们同样无法知晓，能够让崔永元从地狱一跃到天堂，是谁在掌控这部垂直升降的电梯。

也许，事情的真相，并不如它可能演化的故事模板重要。

璞谷塘风波飘摇时，崔永元是公司的股东，站在他对立面的，是缴纳了5000元会费的会员——虽然真正缴纳了这笔钱的不过三万多人，但耐不住围观者把自己代入到这个故事里，这个故事的模板，叫“强者的阴谋”；而在崔永元揭露明星偷税问题时，站在他对立面的是远比他强大的利益集团，人们把自己代入崔永元的位置，仿佛看他战斗，就等同于自己加入了战斗，这个故事的模板，叫“弱者的抗争”。

其实，“强者的阴谋”和“弱者的抗争”是同一出剧的两面，璞谷塘事件里，崔永元是强者，会员们是弱者，而到了现在，崔永元是弱者，冯小刚、刘震云、范冰冰以及他们背后的利益相关方是强者。

这恰好印证了我此前写过的，舆论场上，人们总是习惯把自己坐在弱势一方的位置上发声，在大多数时候，这种价值判断都会盖过事情本来的面目。

昨日的崔永元，不就是今日的冯小刚么？舆论真的是在因为谁的名字而支持谁吗？如果明天崔永元再对上一个远不是他对手的弱者，或是冯小刚去挑战一个远比他强大得多的强者，舆论的风向一定会再次转变。大众是如此容易地被怂恿，被操纵，每一场胜利都是许知远笔下“庸众的胜利”。

拥护一个人，排斥一个人，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我不能干涉他人，只能谈我自己。我以为，大家应当去除事件中各方的强弱之别，用理性回归基础的事件。我不喜欢将任何一个人神圣化，所以我势必不是一个支持吹捧崔永元的人，更何况，我对事件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没有答案，那就是一个人行事的动机和行事的结果，哪一个对评判这个人更重要？

动机是为什么而做，结果是做了什么。关注动机忽视结果，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我们不知该如何评判好心办坏事的人。

比如曾经新闻上播报的，一男一女在街头撕扯，路人以为是抢劫，上前见义勇为，竟把男方打死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人家只是情侣在吵架。

尽管在法律层面，路人被判刑毫无争议，但在道德层面呢？我们确实很难去评判他，比如称他是杀人犯，对他好像就有点太难听了，比较四平八稳的说法是，他呈现出常人所没有的勇气，只不过缺少了一些分寸。

关注结果忽视动机，则会出现坏心办好事的人。同样也是媒体报道过的，年轻人失恋，伤心过度，吞了四包老鼠药一心赴死，殊料这老鼠药竟是黑心厂商生产的假冒产品，完全没有效力，“死”过一次之后，年轻人也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种情况下，大家普遍还是会主张查处这家制假企业，因为他们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是故意的，阴差阳错救了人一命只是巧合。

发现了吗？好心办坏事，比坏心办好事更容易获得支持，因为前者大多是分寸问题，后者则几乎都是在偶然或不得已的情况下发生的。

回到崔永元的事件中，从结果上看，崔永元推动了对大量明星纳税问题的调查，也独自承受了因之而来的压力，他做了普通人不能做也不敢做的，且对社会有益的事情，理应被褒奖。

但是，如果我的了解无误，崔永元晒出“大小合同”的动机，是为了给电影《手机2》制造麻烦，借此宣泄他对冯小刚和刘震云的私仇。这未必是“坏心”，却绝对是“私心”。按照他的表达，他在几年前就已掌握今天的情况，只不过在此之前，他没有必要揭露这一切罢了。

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他呢？从结果上看，崔永元似乎是一名揭露行业黑幕的崇高者，而从动机上看，他似乎又是一名利用税务部门借刀杀人的阴谋家，一个多年知情不报的隐瞒者。

如果我们毫无顾忌地拥抱崔永元，拥抱的到底是他的哪一面？更何况，崔永元本身也反对自己被崇高化，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之所以使用税务问题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因为别无其他选择戳痛冯小刚。

鲁迅说杀人有两种方式，一是骂杀，二是捧杀，崔永元是为数不多的两者都经历过的人。人们把他推向这个位置，无外乎是指望他被这虚假的荣誉冲昏头脑，把一抽屉的合同都抖出来，杀娱乐圈个人仰马翻。

而这种行为恰恰证明我们周围广泛存在这样的群体：他们厌恶威权，却又畏惧威权，他们缩在崔永元的身后，希望他做他们不敢做的事情，如若事情成功，他们便是其中的一份力，如若失败，他们可以做鸟兽散去，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这个过程里，明星群体是一个被符号化的存在，人们只是享受一种在这个国家里明火执仗向特权阶层开炮的感觉。崔永元，让这个过程既过瘾又安全，所以他们不可能让崔永元倒下去，至少，不能是现在，因为把崔永元的形象扶起来，就是他们虚无的反抗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