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戏剧制作人王可然：“请严肃点，我们在谈戏剧呢”

王可然

下午三时的日光，王可然一手搭在额头上，他对助手说“不拉窗帘”，坚持要晒着太阳接受采访。

他沉静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往外倾吐着一些几乎注定不可能从其他人口里说出来的概念和字词——之所以强调“一字一顿”，是因为他一口气说着有着复杂结构的定语长句，我在心里默默数了一下，他说的最长的一个句子大约将近 50 个汉字。

《暗恋桃花源》、《如梦之梦》、《新原野》......这些响当当的文化作品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直到2017年结束之前，所有人都理所当然的认为，王可然做戏剧做的很不错，这也是对他本人来说“最好的选择”。

那么，热爱到底来自哪里？

这是王可然最近一年的思考，“到底是出于对戏剧这门专业的热爱，还是基于对人生的价值的热爱？”

考虑到舞台剧尤其是严肃戏剧在中国的受众范围，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王可然和他创办的央华时代或许是离他们的娱乐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相去甚远的陌生名字。

但是，对于毛大庆、对于辗转多座城市、从《如梦之梦》彩排到公演每一场没有落下全都自己花钱看戏的任何一位普通观众，以及更多严肃戏剧的热爱者来说，王可然和央华时代却意味着中国这一领域唯一成功且生机勃勃的商业化力量。

王可然说到一半，我忍不住调侃他是一个“精英”——“精神英国人”，跟埃德蒙·伯克、以赛亚·柏林等英国人一样具有特别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

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集体被“革命”“改造”“进步”观念教育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保守主义，先天就带有着低人一等的落后色彩。

但是，王可然并不反对这样的观察。

王可然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和当今的文艺圈不尽相同，他也大方的承认从一开始，自己就是一个和同侪乃至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人。他拒绝在戏剧制作上追赶潮流，甚至拒绝为作品“改名”，尽管改名可能为他的团队带来可以预期的资源和补贴。

命运里的无数结果都只是更多的无数偶然性交错累积的结果。

1980年，赖声川还是一个在伯克利读书的博士生，曹禺是时访问美国，他们第一次见了面。于大师而言，人群中的一个东方面孔——更广义上来说是一个中国人——即使不那么寻常但也没有多少值得将其镌刻进自己已经不堪重负到沉疴遍地的记忆之中去，而于年轻人，倏忽一面便已经悄然影响决定他未来的命运轨迹。

回到台湾后，赖声川组织起“表演工作坊”，并在1985年公演了《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由赖声川规划的集体即兴创作而来），由此名满天下。

此时，大陆才刚开始习惯和追逐邓丽君的靡靡之音。

舞台剧？在人民群众终于第一次有了欣赏通俗流行作品的权利的时候，还有谁愿意去会看那些被官方诠释排演了无数遍的所谓经典艺术呢？

2008年上演的《陪我看电视》剧照

二十多年之后，王可然和赖声川第一次合作，找来了包括柳云龙、张静初、张信哲等在内的一票明星排出了一部《陪我看电视》。

历史或者说戏剧的奇妙之处在于，两人的职业戏剧人生涯都是从最普罗大众的文艺——相声和电视——起步的。

《陪我看电视》这部舞台剧是在2008年公演的。这一年，距改革开放过去了三十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同时，中国人民的文化消费也水涨船高。

这一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高达43.4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25%，自2002年《英雄》票房首次突破1亿元到2007年为止，收入超过1亿元的国产电影共计10部，但是仅仅在2008年一年，就出现了9部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

但是，谁会去剧场里去看戏剧呢？

在南京公演的时候，《陪我看电视》的票房只有数万元。王可然焦虑地向剧院经理抱怨“太低了”，对方告诉他这已经不错了，更多的公演戏剧连万把块钱都不到。在西南地区巡演的时候，台下的观众会群情激昂地对着台上的演员喧嚣“唱一个”。

严肃戏剧在大陆的生存环境就是如此蹇涩。

其后，王可然和赖声川陆续合作公演了包括《宝岛一村》、《暗恋桃花源》、《冬之旅》等作品。多年以后，当两人终于在大陆推出《如梦之梦》这一长达八小时（上、下半场分别有4小时）的戏剧巨制时，市场上竟然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

《如梦之梦》2017年北京场演出前的观众分享会

央华时代为《如梦之梦》投资了近千万元，对于公司，对于王可然本人来说，是一个充满不确定风险的巨大冒险；与此同时，以2013年首演来计算，这部大戏的“回报期”已长达五年。

幸运的是，王可然和赖声川的《如梦之梦》享受到了接下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十年间，中国的中产阶级迅速成熟崛起，他们的文艺审美趋向也更加多元化，走进剧院看戏剧几乎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文化消费甚至是社交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7年12月，《如梦之梦》演出满五周年，团队通过社交媒体从全国各地征集了忠实观众来加入一场观众分享会。观众中，有因戏剧结缘的一对伉俪、有多年在癌症中体味人生的年逾花甲的阿姨、也有连续三次在不同城市看戏、在山西某殡仪馆工作的一位端庄大方的女士，他们中的很多人，初次登上舞台，分享一部戏剧如何和他们人生发生了联系。

一部戏能持续上演五年，忠实观众——或者说用买票来为严肃戏剧投票的消费者们，是最真实的背书。

花了十年时间，王可然终于可以确定无疑地告诉我，根据他的观察和估算，“大陆的严肃戏剧市场大约在1亿人左右。”

王可然蹭掉布鞋，趺坐在椅子上，一瞬间像是出于礼貌似地问我，“不介意吧？”

在他满是文件的桌子上放着一本《醒世恒言》，他的书架上摆着一套没有拆封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和我一样，他最喜欢的剧作家是尤金·奥尼尔。

王可然花了很多时间不厌其烦地和我们谈论剧本翻译。在他看来，奥尼尔的作品实际上都很流畅而不像我们接触到的译本那样晦涩，剧本翻译要为此承担极大的责任；而在翻排《明年此时》、《犹太城》等知名外版剧的中文版本时，王可然在译者的选择、文本翻译上下了不小的功夫。

引进剧目首先要让观众感受到其中的故事魅力，这是王可然作为制片人挑选作品的最看重的原则。即使在和赖声川、万方合作戏剧作品时，这也是王可然最看重的，戏剧就是提供一个与其他艺术形式截然不同体验让观众沉浸其中欣赏故事感受艺术之美的梦。

选择此作品而非彼作品，背后是对观众口味的把握和分析；至于演员，选择李宇春、胡歌以及马思纯而不是其他演员，是在舞台艺术和市场受众之间微妙平衡的把握，在和创作者的合作中选择坚持还是妥协，是对大环境和语境的现实主义权衡。

选择，可能是制作人最重要最基本的素质。

王可然告诉我，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制作人”极度匮乏。“中国只有制片主任、演出商之分。”王可然看来，这可能是不对的。而如何坚持“对的选择”，可能是做一位优秀戏剧制作人最大的挑战。

赖声川在2018年《北京人》新剧发布会现场

赖声川是艺术家，在和我们聊到公演《北京人》的时候，他近乎戏谑一般地说道，“以前这部戏有删节，我们这次会完整演出。”

然而，导演是导演，但王可然是制作人，束缚制作人的是他必须去连接创作者和市场、也必须面对来自艺术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平衡点。每一项选择，背后不止关乎艺术的严谨和完整，实际上更是一种对市场的思考和试错。

举例来说，即使面对有着十年合作经历程的景行景止的赖声川的《如梦之梦》，王可然也毫不犹豫地要求“赖老师”务必修改剧本中的三处台词和细节——具体修改的地方不便向钛媒体透露，但对于剧本内容的取舍和选择，不仅仅是作为制作人的担当，更是在制作过程中的职业化体现。

在一次关于艺术和商业化的演讲过程中，台下的人问王可然为什么要去做严肃戏剧，他当时几乎是带着挑衅地反问道，“活着又是为了什么？”

2017年2月，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7650万元人民币现金收购了央华时代51%的股权，王可然的生意起了变化。以此估算，王可然的严肃戏剧生意的价值超过了1.5亿元。

王可然的故事，也是严肃戏剧的现在。生活赋予了艺术生命力，并足以让一批热爱和信仰她的人获得甜美的回报。（本文首发钛媒体，作者/胡勇，编辑/葱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