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昉：预测大拐点

　　蔡 昉：预测大拐点

　　在蔡昉看来，预测中国经济增速的逻辑有两点：其一，用未富先老这个重要的特征，来补充对人均GDP的传统判断；其二，强调从长期视角而不是短期周期来看经济增长。

　　文 | 本刊访谈主笔 马力

　　预测有大小，“小的预测”关注即将发布的数据和政策，“大的预测”则关注经济趋势和转折点。前者因易于验证而备受市场瞩目；后者则因为抽象、长远，需要去伪存真的功力而更为不易。

　　当前全球的经济环境复杂多变，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英国退欧等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这样的背景下，辨清中国经济之方向，尤为重要！

　　本期《人物》，我们且来听听“蔡昉说”！这样一位乐观的预警者,常常提出颇具争议性观点的一流学者,研究穷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他是如何预测和判断经济大拐点的？

　　朗润园激辩L型

　　北大未名湖以北，三面水系环绕出一处别致的园子，名朗润园。温和润泽，大概是这所园子的命名者——清咸丰恭亲王奕为此地冠名“朗润”的缘由，也暗合了这里日后作为治学之所该有的清朗和蕴藉。

　　如今，这里更为人知晓的名字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这里也是足以影响中南海的经济学家“特区”和了解中国经济趋势的一扇窗口。

　　盛夏蝉鸣，一日午后，《英大金融》记者来到朗润园，万众楼里气氛火热。北大国发院黄益平教授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副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宋立刚教授等众多学者，激辩“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会间，蔡昉的《中国如何实现L型长期中高速增长》主题演讲，引发了全场共鸣和深思。“预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可能没有20年8%的增长速度了。2010年之前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时起，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开始进入6.2%的阶段。按照这个预测的潜在增长率，2020年达到GDP翻番的目标还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生育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的模拟表明，改革越彻底、力度越大，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就越呈现出L型。”蔡昉说到。

　　在蔡昉看来，预测中国经济增速的逻辑有两点。

　　其一，用未富先老这个重要的特征，来补充对人均GDP的传统判断。通过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进行比较，从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以及人口抚养比降到谷底的时间点看，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已经远远超过一般的认识。

　　其二，强调从长期视角而不是短期周期来看经济增长。也就是说，潜在增长率是由供给侧因素，即生产函数中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供给及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决定的。因此，判断未来中国潜在增长率，主要不应该从需求侧看。

　　“L型增长是中国的未来轨迹！靠改革保持增长速度，同时开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是新常态的大逻辑。借助刺激性政策手段，维系投入驱动型的老方式走不远。可能会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覆辙，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测是有自信的。这源于他三十余年来，独立扎实的研究路径：从“三农”出发，逐步关注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带动下，迁移到城市中的农民工以及在国企改革中下岗的城市贫困人口，继而延伸到对中国发展战略和改革路径的探索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公认的政府智囊，作为副院长的蔡昉因此常被认为是官方经济学家。他不仅参与了“十一五”以来中国发展规划与重大政策的咨询工作，而且还曾在十年间三次走入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授课。他笑言，自己是一个被锁定的“研究穷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

　　研究穷人经济学

　　舒尔茨在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读懂穷人的经济学，我们就可以知晓经济学最重要的部分。世界上穷人的大多数以农业为生，所以，如果我们读懂农业的经济学，我们就可以更多地知晓穷人的经济学”。

　　这段话讲的是从农业经济学入手有助于提高一个人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力，同时也有一层含义：经济学应该以帮助穷人脱贫为目标，经济学家在研究中，既要见物也要见人。从农民、农民工到下岗工人，从三农、劳动力流动、农村贫困到城镇化，都是一个国家脱贫致富的研究对象。而蔡昉对经济研究正是从“三农”出发。

　　蔡昉1956年生于北京，中学一毕业就被派到北京郊区插队。那时，他唯一期盼的就是能够招工回城，最大愿望就是当工人。大时代给蔡昉打开了另一扇窗。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在中学老师的指点下，蔡昉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作为第一志愿。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时，他阅读了大量经济学书籍，也汲取了人大“实事求是”的精神：做研究，不要过于刻意追求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也不要受制于保持自己观点的一致性，而是从实事求是出发，尊重历史、认识现实、着眼未来。

　　1982年，蔡昉考入了被称为国家智囊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里，他先后在张思骞和刘文璞两位良师门下受业。导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乐于调研的“脚板精神”，让蔡昉终生受益。

　　1983年暑假，蔡昉和几位同学受中央大大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委托，前往江苏、安徽调查“卖粮难”现象。这是他第一次做专业性调查研究。调研中，蔡昉亲身体会到“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农民，仅仅因为包产到户这样简单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劳动表现，从而改变了自己乃至中国的命运。从此，他开始求索中国“三农”的发展途径。

　　20世纪90年代初，蔡昉曾在沿海、中部等地区对农业经济做过专门调查。每到一地他必问的一个问题是：“粮价要多少钱，你会种地呢？”在沿海地区，他得到了这样的答案：“即使每斤粮食能卖一二元也不种。因为种粮食与其他非农产业相比，其收入的提高是微不足道的。”蔡昉得出结论：中国农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尤其是沿海地区。

　　蔡昉的判断是：随着农业份额的下降，继续在“取”和“予”之间作文章，并不能解决农业发展的机制问题和激励问题。因此，在一系列文章中，他提出“对农业（广义）征税和对农业进行保护，都是一种扭曲”，并预测了中国农业即将到达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折点”，明确农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一个能够自生发展的资源配置机制之上。

　　这个观点在当时很难被人理解，1991年他发表的《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市场机制的启动》，遭到了国内大多数同行的质疑。一些热衷于向政府解说农业的重要性，90年代进而呼吁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的理论界人士更是对此不以为然。

　　蔡昉并没有因此动摇，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回国后，他与人合作了《中国农业的转折点》一文，不厌其烦地希望决策者能够了解：对农业实施价格保护与对农业进行价格剪刀差式的征税一样，都是扭曲的政策。这种政策倾向是制约中国农业经济改革最终成功的根本障碍。

　　“如果把中国农业发展分成解决食品供给问题、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和解决生产方式问题的三个阶段，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到迫切需要扩大经营规模，构建一个经营有规模、生产有效率、服务靠社会、竞争有优势、产业能自立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崭新阶段。”国家“三农”政策也因此得以完善。

　　时至今日，事情的发展验证了蔡昉当年的思想和观点。同样验证的，还有他对中国刘易斯拐点的预测。

　　预测刘易斯拐点

　　预测大拐点本质是什么？“我认识中国经济，努力做到不仅仅看一时一地的变动和一草一木的格局，更是着眼于长期趋势，强调世界和历史的视角，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及现实相统一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蔡昉这样回答。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2004年，珠三角地区普遍出现“民工荒”现象，一时间引起媒体和学术圈热议。最初，蔡昉到深圳等地进行调研，也像后来批评自己的学者一样，以为可以用户籍制度等体制性因素解释这种现象。后来，他把这种现象与人口转变的新情况加以相互印证，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发生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巨大的影响。

　　蔡昉和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们估算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发现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再结合国际经验，认识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特征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做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随后，在区分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和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结合一系列新变化，确认2004年应该被认作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

　　然而，无论是带来巨大声誉的“刘易斯拐点”理论，还是备受舆论关注的“渐进式放开二胎”的观点，以及发表的《拨开经济悲观论的雾霾》一文，都引发了一些争议。对于这些争议，蔡昉一贯的态度就是“不争论”。

　　“我把对人口转变规律与经济发展阶段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得出尽可能符合实际的判断，既不要受制于理论教条，也不至被表面现象牵着鼻子走。当然，我也应该感谢那些批评者，使我不仅要认真思考理论问题，回溯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还利用计量方法做了大量的经验性研究。”

　　蔡昉所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等政策建议都已经写入了中央文件。从预测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开始,蔡昉就在寻找解决办法,他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英大金融》记者问了蔡昉一个有趣的问题：“机器人能否代替正在消失的人口红利呢？”

　　蔡昉的回答充满哲学意味：这是一个古老的、旷日持久的挑战。既有具破坏性的新老“卢德主义”，也有严肃的经济学展望。后者如凯恩斯在《我们子孙的经济可能性》文章所说：“现在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不是老年性风湿病，而是由于发育过速引起的发育性阵痛，是两个经济阶段之间重新调整的过程所引起的痛苦。即技术效率的提高速度超过了劳动力吸收问题的解决速度。

　　但是，机器人与传统的机器又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其一，机器人的制造成本可以以人们无法预料的速度下降，所以它对人类劳动的替代将呈加速度，让你来不及以习惯的方式做出应有的反应。其二，传统机器只是代替人的体力和技能，而机器人还会替代人的智力乃至认知能力，让我们人类的优势全面丧失。

　　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让人力资本在与机器人的竞赛中能够胜出。可以预见，仅仅教给学生知识和技能、一生仅一次的教育机会、几十年一成不变的教学内容，没法在这场竞赛中取胜。“所以，如果给我一个机会并且只能提一条政策建议的话，我将强烈建议：以只争朝夕的速度和颠覆性的思维，改革和发展我国的人力资本培养模式。”蔡昉激动地说。

　　惑与不惑之间

　　从蔡昉近期回母校——中央民族大学附中的一次讲座，就可以看出他对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视。他以《经济学是“顶天立地”的学问》为题，来讲“经济发展是波澜壮阔的史诗”、“经济学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经济学不是阴郁沉闷的科学”、“阐明中国奇迹可获诺贝尔奖”四个方面的内容，启迪同学们“经济学原来可以如此有意思”。

　　蔡昉说：“我能够坚守科研没有什么诀窍，一是坚持不懈，二是乐在其中。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时间恰好与中国经济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30年重合，这个领域把一个人的职业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选择的路径也使我个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结为一体。”

　　“对我来说，‘冷板凳’绝无艰难、苦闷、枯燥可言，即使我必须要离开电脑休息的时候，也愿意思考经济问题，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时候，也琢磨着如何借鉴艺术家的技巧用在经济研究上，并乐于把所闻所思，写成一些经济学随笔。”

　　蔡昉除了关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发挥好智库作用外，作为中国奇迹的观察者，他也希望能够做一些总结性的工作。在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基础上，尝试贯通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激励的角度解说经济增长的成败。

　　在主流增长理论中，传统上只承认一种经济增长类型，即新古典增长，而忽略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发展类型和阶段。这弱化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大量发展现象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通过梳理增长理论和经济史文献，拼接经济史研究的经验发现，蔡昉论证了各国都共同经历过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拐点和新古典增长等几种类型或阶段。后来的研究又补充了一个发展阶段，并将其称为格尔茨内卷化经济发展阶段。

　　这样，东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增长类型的划分在逻辑上更为完整，在经验上更加丰富和包容。在以后的研究生涯中，蔡昉希望按照这个分析框架，把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理论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做出一份贡献。

　　“我曾经以40岁的生理年龄写过一本学术自传，题为《惑与不惑之间》。如今到了‘耳顺’之年，仍不敢说自己能做到‘不惑’。因此，特别希望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比我更早熟一些，对这门学问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期待一个更为宽松的科研环境尽快形成。

　　“这样的科研环境应该建立在如下基础上：第一，做学问的人能够以‘横渠四句’自励，既抵挡得住外面世界的诱惑，又面向真实的世界做学问；第二，有一个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能够把学问本身与‘忽悠’、学者与网红区别开，引导学者走真正的学问之路；第三，有一个能够保障充足的时间、有尊严的生活和舒畅心情，让人专心致志做研究的组织和机制。” 采访将近结束时，蔡昉语重心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