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林业故事：踏遍青山人未老

踏遍青山人未老系列文章
——森调工作珍贵记忆之一

    理想信念，是每个人的立身资本、努力方向、奋斗目标。学林业、干林业是我的理想信念。我的林业工作是从森林调查规划设计开始。林业部第一任大大梁希说：“林业调查设计工作者，是林业的开路先锋，也可以说是林业的‘开山祖师’他们上登千仞峰，下临万丈渊，享有大自然快乐，也受尽大自然的挫折……”我从事林业调查工作20年，深深地认识到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更体验到森林调查员的苦与乐。
 

1972年第六小队 兴隆外业 窦伦淮，孙超，毕庶嵩等15人

 
    （一）森林调查员“三不怕精神”
    从梁希大大给林业调查设计工作的定位，可以看出作一名合格的森林调查员必须要有“三不怕精神”。一是不怕山高天险，二是不怕酷暑严寒，三是不怕林密路远。森林调查员必须具备这种艰苦奋斗精神。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林业部森林综合调查大队。任务是面向全国各大林区：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张广才岭、老爷岭、神农架、天山、阿尔泰山以及青藏高原，各大江河源头等东北、西南、西北和南方四大林区。1964年中央决定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林业部森林综合调查大队，在青山一顶，脚踏雪原的情况下，过完春节就出发了，开进了大兴安岭林区，基本是无人区，交通十分困难。积雪一般都是30-40cm。进入调查地点的运输工具：汽车—拖拉机—爬犁—马匹（或四不像）—人背。这是外业调查的运输程序，几十吨的外业物资帐篷、仪器、主副食、炊具、生活物资等都要在解冻前运输完。环境艰苦、任务繁重。
    20世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困难，物资供应紧缺，森林调查队的装备很差，每人一件棉袄、一顶兔皮帽子、一套工作服、两双胶鞋……。在野外调查时，面对森林密布，灌木丛生的原始林“没有阳关道，只有独木桥”。遇山过山，遇河过河，没有近路可走。要遇见野生动物走的小路，那还算幸运。有人开玩笑说：“调查员吃人饭，不走人道”。就这样每天要走几十里路。整个外业期间，更为艰苦的是，工组或小队转移两三次驻地（或营地）。男队员一般背60-100斤，女队员也要背40-50斤，东北林区林内倒木和沼泽地很多，即使是空手走路，也常常前俯后仰的摔跤，身背行装的森林调查队员们，做“前滚翻”和“后滚翻”也是常有的事。在酷暑炎热的夏季，林区还有草爬子、瞎猛（牛虻）、蚊子和小咬“四虫帮”的轮流袭击，使人昼夜不得安宁。西南和南方林区，山高坡陡海拔高，爬山更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调查员们，每年的野外调查五六个月，每天在林海里穿行几十里路，到任务完成时，装备破烂，棉袄露出棉花，衣着褴褛，泥土满身。有人形容说：“远看像些讨饭的，近看是一伙烧炭的，到眼前一问是森林调查员下山的”。森林调查员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面粉、食油、肉制品定量供应，咸菜、干菜、罐头都是有限的，野外调查时，饿了啃几口馒头，渴了吃几把雪或几块冰。至于文化生活就更谈不上了，半年野外工作，几乎是与世隔绝，没有电话、没有通讯、没有书信和报刊，几乎与社会失去联系。在艰苦的环境里大家的目标就是完成任务，为林业建设工作作出贡献，调查员们相互鼓励，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调查员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调查员累不累，学习革命老前辈”。
 

1972年 第四小队 田荣昌等16人

 
    （二）森林调查最怕的三件事
    野外森林调查，最怕的有三件事：一是怕迷山丢人，二是怕猛兽毒蛇，三是怕生疾病。这三件事都关系到调查员的生命。所以每年进山之前的安全教育，把这“三怕”作为安全的重中之重予以强调。特别是对新调查员和临时工人尤为重要。1972年大兴安岭库伦斯森林资源调查，发生一起迷山丢人事件。第四小队5月19日向外业森林调查兴隆总部报告，袁雪俊调查员和两名工人，外业调查迷山，至下午4时未归。接到通知后，我和小孟（鄂族）由总部乘汽车把人和马匹送到十四站林场。听了小队长田荣昌汇报后，当晚9时，由得胜钩进山，林密山高，坡度变化大，5月的兴安之夜一片漆黑。只能靠手电筒，沿着小河边野生动物走的时隐时现的小路穿行。每走十多里路，我们就对着天空连续打三枪，一是为了把前方的野生动物惊跑，以免挡住我们前行的路，二是让丢失的三个人知道有人来了。就这样我们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到达四小队的营地，听了三个人失踪的情况介绍后，我们研究分四个小组由失踪地点兵分四路，开始上山找人，我和小孟因为有马速度快，分工向营地相反的方向去找，翻过一个山崖，从另外一条沟下去，我们边走边喊口号，每走十多里就鸣枪一两次，直道下午5时，小孟看到远处的森林里有烟火，走近一看果然是他们三人。真是太激动了，他们忘记了饥饿，严寒湿冷，紧紧地和我们拥抱在一起，欢呼、跳跃。当我们静下来时，只见他们身上衣服都湿了，两天一夜没有吃一点东西，满身泥土的惨状，实在是让人太难过了。可是他们的测树仪还在身上背着，卡尺、测绳都还在，我说这些东西怎么还带着呢？轻装会走的快点。调查员袁雪俊说：“这是我们的武器，再累也不能丢啊！”这就是森林调查队员的爱岗敬业精神。
 

1974年7月 朱俊凤、老关 外业巡查

 
    森林调查员野外调查时，必须身上要带火柴、打火机，迷山时可以点火取暖，同时防野兽侵袭，也能引导人们去营救。二是调查员进山要大喊惊跑动物，手中要有棍子“打草惊蛇”，要带好地形图、指南针等，时刻清醒的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以免迷失方向。但是有时作业点离营地比较近时，常常对这几点有所忽视。袁雪俊三人迷山就是这个原因，所以野外工作不论什么时候都要严格遵守规则，否则就会出事故。
    我国北方林区对人危害最多的野生动物是熊和野猪，南方林区主要是毒蛇。但是只要做好预防工作，一般不会发生问题。就怕狭路相逢，或者是野生动物生育期，发情期等特殊情况，会出现问题。1974年6月我们在大兴安岭南瓮河调查时，第三、第七两个小队转移营地时，经过一片沼泽地，荒草甸子的草一米多高，我和老关同志（鄂族）在前边领路，经过草塘时，突然有一只黑熊站起来，相望不到几秒钟，就向我们走来，我大喊几声，它基本不理我们，继续向我们的方向走来。我尽管手中有枪也还是紧张万分，黑熊离我们还有二十多米远时，老关同志，突然开枪了，连续两枪，黑熊倒下了，避免了一场伤人事件。后来我们看到在200-300米远的地方，有两只棕熊听到枪声后，由草塘往林子里跑。一个大草塘有好几只熊是不多见的，可能正是熊的发情期。
 

1978年5月 南翁河调查准备 研究工作安排

 
    1972年大兴安岭库伦斯森林资源清查。全队10个小队，共100多人，面对上百万公顷的调查任务，作业点十分分散。野外生活很艰苦，医疗条件更差，在深山老林里工作，一干就是半年，人们最担心的是生病。随队医生只有一名，外业期间每个小队巡回走一次需要一个多月时间，所以每个小队只好配一个药箱，小病吃点药，大病只能下山，需要走两天才能到正式医院，要是急病只能听天由命。第六小队五月进点后不久，森林调查员毕庶嵩同志一直牙疼，每天还坚持外业调查，后来肿了半个脸，实在太痛苦了。窦伦淮、孙超等小队领导和同志们，劝他下山治疗，毕庶嵩说：“我要是下山，就少了一个工组，咱们小队调查任务，就要拖后两个月，我还是坚持吧！”有一天外业回来，同志们都有说有笑的在吃饭，毕庶嵩同志在一边坐着没吃饭，他和知青（工人）徐永达商量，我不能吃饭了，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你能不能用老虎钳子给我把牙拔下来。徐永达说：“我倒是敢下手，能拔。没有麻药就怕你挺不住疼，消毒不好还有一定的危险。”毕庶嵩说：“反正也是疼，听天由命吧，你给我拔！”两个人商量好后，几分钟就把牙拔下来了。从此徐永达同志，被人们称为“小徐大夫”。2003年春节文艺晚会有一个小品，用老虎钳子拔牙，弄得满堂大笑，其实在森林调查的实践中，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老虎钳子拔牙也是一种拔牙方式。
 

神农架林区

 
    森林调查员是林业的尖兵，开发林区的先锋，他们流血流汗，甚至献出生命。1960年在湖北神农架林区，外业调查时森林调查员吴浩钧、张育珉不幸遇难，以身殉职。1984年在湖南野外调查，王光永等两名调查员不幸遇难。其中我室的薛丛梅同志是独生子女，年仅23岁的女大学生，刚刚毕业参加工作，就把青春献给了森林调查事业。森林调查队员，以完成任务为荣，踏遍林海为乐，无论是在寒风中，还是在沙尘风暴里，纵然：“凄风振枯槁，短发凉飕飕”，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总是勇往直前，在艰苦的条件下，使调查队员的意志锻炼的更坚强，成为一代新中国的林人。
 

踏遍青山人未老系列文章
——森调工作珍贵记忆之二

    （一）森林工作历史转折
    原林业部森林调查综合队，1969年7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下放到大兴安岭，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全国各省区市和地方森林调查队伍，有的被拆散，有的被下放，整个森林调查系统，处于瘫痪状态。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取消森林经理专业，专家教授在“臭老九”的批判中，有的下乡劳改，有的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蹲了牛棚。许多森林调查设计专家，人才，看不到希望，走投无路，只好改行。
 

1973年5月 大兴安岭林区

 
    在森林调查事业，何去何从的历史紧要关头，1973年农林部以农林（林）字第3号文件，提出：在“四五”期间内，准确迅速查清我国森林资源，为制定林业方针和各种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并决定由原林业部综合队牵头，分别在大兴安岭吉文林业局（北方点）和湖南会同县（南方点）进行森林资源清查试点，探索国家林业资源清查的技术方法。这一消息传出后，在全国有很大反响，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起到了抑制各地下放调查队的势头，使广大调查员又看到了希望，专家教授们更是欢心鼓舞，林业调查规划事业有救了。
    1973年3月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北方试点开始。试点面积23万公顷，由大兴安岭地区勘察设计大队（原林业部综合队）主持，总负责人：朱俊凤，龚金玲，李留瑜。参加试点人员来自，北方14个省区市，11个大专院校，50多个单位，共计264人，这是森林调查史上，参加人数最多，专家最多，单位最多的一次历史性的大会师，其中北京林业大学董乃钧，于政中，关毓秀等10名教授专家，南京林业大学林昌庚，陆兆苏，方有清等六名教授，东北林业大学周沛村，马建维，陈华豪，还有新疆八一农学院，内蒙古林学院，甘肃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沈阳农学院和各省的调查队，行政机构参加了试点。大家参加试点的积极性很高，多年渴望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全部崩发出来。
 

1973年5月 方有清，林昌庚，关毓秀，董乃钧，付武儒，马建维等老教授

 
    为了管理方便，年龄大的教授专家和老同志女同志编在一个外业小队，尽量减少他们的工作量，该小队年龄最大的是航测专家方有清，安排他在帐篷里作内业计算，他说：“我的气管不好，林子中空气好，和大家在一起，心情舒畅。”北京林业大学唐宗桢教授病重在身，自己由北京专程来到吉文，他说：“这次试点是历史上少有的专家大会师，我不能外业调查，能和多年同舟共济的老同志，见上一面我就知足了。”
    试点工作3月开始，6月底全部完成任务，试点的成功是林业调查史上一件大事。首先，以数理统计学理论为基础，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技术方法，用于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打破了过去由下而上的逐级统计叠加的方法，克服了过去调查周期时间长，资源变化大，而数字不准的缺点。这是森林调查技术的重大突破。其次是应用现代的技术手段，资料新，速度快，精度高，大大的降低了调查成本。第三是稳住了全国各地调查队伍，抑制住调查队解散的趋势，为林业调查设计工作带来了新希望。
 

1973年5月 吉文试点女子小队陈新华，马元梅，杨玉芝，袁大飞，尤学英，廖桂宗，吴富珍，张炳云

 
    （二）试点记忆犹新的三件事
    在北方试点的外业调查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三件事：一是丢失粮票，二是马失前蹄丢药品，三是舍身救马。这三件事关系到全体调查员的吃饭和身体健康，关系到任务的完成。我作为调查的总负责人，真是心急如火，至今还记忆犹新。
    马与火车赛跑，找粮票
    1973年3月，试点人员相继集中到吉文林业局，负责伙食管理的钱继善同志，由加格达奇取粮票回来，火车到吉文站时，我和徐承铭等几位同志接站。钱继善同志带的东西较多，大家把行李架上的东西取完后，刚下车，火车就开动了。老钱突然想起粮票丢在火车的座位上，忘拿了。70年代初粮食是凭票供应，3000多斤粮票对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老钱同志带的粮票，用面袋子装的，不敢放在行李架上，只好放在座位的背后，以防被盗，当火车进站时只顾大家拿行李架上的东西，座位背后的面袋子却忘拿了。当老钱说：“粮票丢在火车上时，他马上满头大汗，因为这是整个外业人员的饭碗子。”我和几位同志更是万分着急。眼看火车徐徐的离开车站，当时我决定，一是同车站联系，通知列车协助查找。二是，我骑马火速与火车到下一个停车站。我们外业试点，由森林警察借用几匹马，我骑的马个头不高，但速度是一流的，在于火车22分钟的赛跑中，我抢先到站将近两分钟。火车到站我立即上车，找到老钱的座位（靠窗），有一位40多岁的女同志在那坐，我请她站起来，果然白面袋子还在，就这样化险为夷，粮票找到了。当我走下火车，看到我骑的那匹马站在那一动不动，全身的汗水把地都润湿了。
 

1973年5月 女子队员担水做饭 陈新华

 
    马失前蹄丢药箱
    北方试点，是一次森林调查专家历史性的大会师，专家多，老同志多，是这次调查工作的一大特点。为了保证外业人员身体健康，徐承铭大夫（后任中日友好医院党委副大大）从北京等外地购买了许多急救药和贵重药。野外调查期间，我和李留瑜，许大夫三人，骑马到各小队巡回检查指导工作。4月15日我们三人吃过早饭，由吉源的第三小队去第四小队，刚刚离开小队驻地，许大夫的马脚急，看到我的马走的远一点，他刚上马没骑稳，就往前猛跑，由于塔头甸子高低不平，茅草多看不清路，马失前蹄，许大夫从马的前面摔下来，马还继续往前跑。我骑马随后追两个多小时，终于追上了，但马身上的马鞍子，鸭绒被，皮大衣，药箱以及其他所有用品，全部跑丢了。因为是在林子里跑没有路，何时丢的我也不知道。后来安排当地工人，放牧者，找两天也没找到。这次安全事故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由于离地区，近很快对丢失的物资，药品作了补充，没有影响到外业使用。
 

野外工作用马匹

 
    舍身救马，大家动手
    北方试点，外业共分12个小队，分布在23万公顷的森林地区，我和李留瑜，许大夫，三人巡查小组每两三天就要到一个小队。4月29日我由李运畴小队（第八小队）去孙向然小队（第九小队）。试点地区4月的天气，还是冰雪覆盖，特别是第九小队地处山的最顶峰，积雪40-50公分，最深处达1米多，行走十分困难，在林海里无路的情况下穿行一天。晚上五点多，才到达乌鲁布铁作业区，离第九小队营地不远的时候，发现我骑的马鼻有滴血，我下马后，看到马身上全湿了，冒着热气。我把马身上的鸭绒被，马料，生活用品全都放到另外两匹马驮着。我把大衣脱下来，赶紧给马披上，许大夫说：“你不穿大衣不行啊。”我说：“我们和马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九小队营地了。”到达营地时，孙向然等都出来迎接，并大声喊老朱你的马鼻子流血不止了。我当即把马鞍子卸下来，大衣还在马身上披着，赶快把马头吊起来，用雪给把前脑降温，在下风方向抓紧生火，给马保温，并安排人把马料用温水泡上多加些盐，准备喂马。同志们忙了两个多小时，我的马鼻血止住了。晚上八点多钟同志们才吃饭。孙向然说：“老朱对马真有经验。”我说：“得益于我小时候放过马。”大家待信不信的大笑起来，还以为我是开玩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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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调工作珍贵记忆之三

    （一）乘着直升机去森调
    伴随着螺旋桨高速旋转发出的巨大“嗡嗡”声响，“米—8直升机778号”穿梭于林间，输送人员、备品和各种工具。那是1978年，当时将直升机应用于森林调查，我国还尚处于试验阶段。
 

1978年 调查员测量树高、胸径（朱俊凤 瞿配东）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大兴安岭南翁河上游的原始森林，任务是复查8块兴安落叶松林标准地。这些标准地还是林业部综合队1954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设置的一批半永久性固定标准地，用以观察森林的生长过程和林相的演替规律。
    20多年过去了，标准地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1978年5月，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调查规划大队派出12名同志，赶赴南瓮河对其进行第一次复查。我作为队长参与其中。
 

1978年5月 调查员下飞机准备野营

 
    说起我们此次复查标准地，历史的卷轴还要倒退回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既无任何图件资料，也缺乏调查设计人才和可借鉴的经验。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学习苏联的技术和经验是唯一的可行选择。
    于是国家果断决策，将“森林航测”列为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为了配合苏联援建的森林航测项目的实施，一支生机勃勃的森林调查设计队伍应运而生。
    1962年我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有幸被分配进这支队伍，光荣的成为一名森林调查员。
    林业部第一任大大梁希曾说过，森林调查设计工作者，是林业的开路先锋，也可以说是林业的“开山祖师”。他们上登千仞峰，下临万丈渊，享有大自然的快乐，也受尽大自然给予的挫折……
 

1978年5月 调查员发现历史文物

 
    我们立下志愿要向老一辈学习，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为了祖国的发展，甘愿流汗、流血，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参加复查的12名同志，除了两名工人外，其余全部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我国自主培养的年轻科技工作者。他们来自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和南京林业大学，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初走上工作岗位的。
    5月20日，直升机降落在南瓮河上游，我们一行人下飞机准备野营。待一切安顿好后，我们怀着紧张和激动的心情准备向原始森林进发，揭开24年前前辈们铺盖下的神秘面纱。
    首项任务便是要在这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寻找到森林标准地。在成为森调员的这十多年时间里，我们积累下丰富的实操经验。经过周密的准备，我们凭借粗放的略图和原始纪录，再根据航空照片的判断，终于在浩瀚的林海中，找到了不足一米高的标桩。为了方便以后复查，在标准地复位的同时，我们还判明了他们的地理坐标，并在航空照片上刺了点。
    在随后的时间里，我们又相继踏查了标准地，测量树高、胸径……为研究大兴安岭地区的森林演替、林分发育规律，精确估算林分生长量与枯损量，检验林分生产过程表和各种生长测量方法的精度等，提供了翔实的数据。
 

1978年5月 朱俊凤清点历史文物

 
    （二）“藏宝库”与野生动物园
    1978年5月25日，我和李永武同志又一次来到山上找24年前设置的标准地。当我们找到39号、48号标准地时，无意中发现在离48号标准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堆木炭，而周围的木桩已经烧的不像样了。于是，我们走近观察，一共发现了4个木桩，高2.6米，粗约30厘米，都是在把树锯断后，在上边做成了一个定角，我们分析可能是很早以前有人在此搭建临时房子所用。
    在木炭旁还散落着一些铜制品和发锈的东西，能够辨认出的由鄂伦春族部落首领戴的帽子；清朝的铜镜，大小不等约有10个，有的上面写有“状元及第”“鸾凤和鸣”等字样；几十个马头上佩戴的嗡响子，上面印了些“太平”字样和虎头的图案；钓鱼用的鱼钩，大小和马掌差不多，据说可能是在黑龙江里钓鱼用的；马蹄形的磁铁、刨刀；还有一个雕有玉兰花图案的玻璃花瓶，后来有见到的人说可能是进口货……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东西。
 

1978年5月为调查员运送工具

 
    那是，我们工作的原始森林也是一个天然的野生动物园。在浅山坡有狍子、马鹿、狼、雪兔、艾虎（艾鼬）等；在深山里有野猪、棕熊、黑熊；而水泡子是鸟类的乐园，大天鹅、麻雀、麻鸭、鸳鸯、灰雁一群接着一群，总是热热闹闹的占据了“海陆空”，真是一个天然的乐园。动物们发现了我们，先要看看，而我们见到它们也停下脚步。“新朋友”碰面相互打量，然后就相安无事的各自忙各自的去，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
 
    说明：此文章，中国绿色时报5月24日已发表，朱俊凤口述，记者肖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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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调工作珍贵记忆之四

    （一）地球第三极
    青藏高原、北极、南极、南极称三极。这是气候变化的明感区，由于冰雪覆盖面积大，反射率强，一旦冰雪因温度变化，反射率减少，造成地表面吸收热量增加快，冰雪地层结构不稳定，近地表增温过程中气温增高显著，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青海、西藏两省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东西长3000公里，南北宽1600公里，位于西风带范围内，高原超过对流层厚度三分之一。青藏高原原生态变化，对该区气候，乃至全球有着很大影响。青藏高原最高峰，珠穆朗玛峰，1954年公布世界公认8848.13米，我国2005年经国家测绘局测定为8844.43米，峰顶冰雪厚度为3.50米。是世界第一高峰，平均海拔4500米。植被垂直分布非常明显，除终年积雪的雪山冰川外，由上至下，依次是：高山草甸，灌木带，蔬林草地。4200米以下的峡谷地带，水分充足的地方，能见到大片森林。藏区柏树是其中的代表种。
 

林芝县的巨柏直径4米

 
    （二）藏区的柏树
    1977年，根据农林部批示，森调队向西藏派出40多名森调队员，协助主持完成西藏全区的森林清查任务。我作为先遣组的一员，奔赴西藏。
 

调查员测量树龄

 
    当时西藏林区社会经济情况很差，特别是交通、通讯的困难情况更是不言而喻。就这样我们在地球的第三极上，苦战四个多月。战胜了高原缺氧，给身体带来的诸多不适，克服了交通不便，路少人稀，生活物资紧缺等困难。最终全面完成了任务。……采用新技术，对西藏全区进行了第一次森林清查工作。
 

茶园与雪山

 
    西藏全区的森林覆盖率为8%，但在海拔4000米以下的深山峡谷之中，却是森林密布，有云杉、冷杉、高山松、云南松、华山松、乔松、铁杉以及桦木科、壳斗科、杨柳科等。其中巨大的云杉，直径可达2.5米，株高达80余米，波密山地云杉蓄积量，每公顷达2000余立方米，海拔2750米的林之杉林每公顷蓄积量最高可达3731立方米。在这次的外业调查中，我们发现一颗巨柏，直径4米，可称之最。还有直径92公分，105公分，290公分的云杉也在散发生机。相反一些被拦腰截断的云杉就不免显得有些落寞。但站在他们那巨大的伐根剖面面前，渺小的我们深感震撼。随着这颗云杉倾倒的不仅是它直径2.4米的树干，更是它百年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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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调工作珍贵记忆之五

    （一）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原总统布托，1976年毛大大逝世后，发表声明指出：“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是巨人中的巨人，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事业的同义语，是惊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美国前任国务卿基辛格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主义之父。在中国人民心中，毛泽东的名字永垂千古。”
 

1967年5月 群众参加劳动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毛泽东一手铸成的。否则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他唤起了整个东方人类和新世界的崛起。
    毛泽东是旷世天才，文韬武略，胆识过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毛泽东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人物。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凭借几乎一无所有的政治资源白手起家。28年之间，他缔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一个伟大的国家。从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广阔的中华大国的至高无上的神圣领袖。他敢于如此的藐视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整个工业化世界，已至包括联合国，面对世界报复，封锁和堵截，他最终迫使世界，不仅向之低头，而且为之喝彩。1972年，中国使团高傲的带着自己的原则和理念，重返联合国，得到世界的掌声。
 

1967年5月 群众参加劳动

 
    全部历史所昭示于人类的就是永远会犯错误。个人、群体或犯错误，领袖、政党、国家、民族也会犯错误。因此，历史永远是曲折的历史。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不能搞唯心主义绝对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毛大大的功过，做了历史的、客观的、全面的评价，这毫不影响他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中的伟大功绩。正如美国《新闻周刊》社论指出，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
    （二）建毛大大塑像
    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毛泽东的名字永垂不朽。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掀起了一股神化毛大大的风潮，不分场合、地点，到处竖毛大大塑像，且大多数是粗制滥造。
 

1967年5月15日 朱俊凤主持开工仪式

 
    1967年，林业部全体职工怀着对毛大大崇敬的心情，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决定在林业部院内竖起毛大大塑像。
    3月11日，群众自愿组成毛大大塑像筹建办公室，我被任命为主任。第一次建毛大大像，我们谁都没有经验，于是抱着学习取经的态度，我们先后观摩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化工学院校园内的毛大大像。后来经过数轮修改，设计图终于定稿。5月15日举行了开工典礼。
    我们本着多、快、好省的精神，除了请三位技师外，整个工程建设全靠林业部职工群众参加义务劳动完成。我们自己购买建筑材料，工具，大家分工明确，筛土的、送沙石的、刨坑的、拉线定位的。——经过大家日夜奋战，历时45天，于6月30日全部竣工。我们的毛大大塑像建设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在京毛大大塑像中最好的之一。
 

1967年7月1日 落成典礼各单位发来贺信或高举贺信入场

 
    7月1日，在原林业部大院里举行了毛大大塑像落成典礼，同时也是向党46周年献礼。我是大会主持人，落成典礼大会参加的有，林业部广大职工，北京林业大学等60多个单位，两千余人。群众敲锣打鼓，喜报频传，参加会议的各单位代表手举标语，贺信，列队向大会现场行进，场面相当壮观，声势浩大。
 

1967年7月1日 大大像落成典礼

 
    50个春夏秋冬，毛大大塑像依然屹立在国家林业局大院中心位置，一进大门遍看见毛大大带着他亲切的笑容，向我们挥手。如今这座作为标志性建筑的毛大大塑像，已经载入史册，被列入永久性建筑。值得一提的是，他从落成至今没有出现任何质量问题。
 

踏遍青山人未老系列文章
——森调工作珍贵记忆之六 

     （一）森调首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拨乱反正，激发了全民的科技生产热情。综合队回到北京，改称为林业部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承担的第一项任务是国家01号科研项目，三北防护林地区自然资源调查和综合农业区划。由林业部牵头，农业部、水利部、地质部、中央气象局等十多个部委，二十多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五百多人参加。林业、农业、畜牧、水文、地质、气象、经济等十几个专业，是一项跨地区、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很强的工程。林业部和有关单位多次协调，最后还是由林业部牵头。刘钧一大大找我谈，这次总负责人由你担任。我当时震惊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承担下来了。历时3年完成任务，成果300多万字，11份调查报告，各种专业图件100多份，成果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林业系统第一次获得调查工作该项大奖。
 

1983年10月 领导小组何康大大等听取汇报

 
    （二）革命理想高于天，忠孝不能两全
    1981年春天，野外调查工作正在紧张阶段，收到了父亲在老家去世的电报。大哥是宁夏矿务局的总工程师，二妹在湖南空军基地工作，大妹是阜新市药材公司经理，小妹是公务员。他们都回老家给父亲尽孝送行。我正在外业调查，大量工作需要协调，实在离不开。因此，把家里仅有的30块钱又借20元，凑50元。请二妹路过北京带回去。并请他在坟上替我说几句：“你二儿子忠孝不能两全”，公务在身，不能回去为你尽孝，请父亲原谅。当时我说到这时实在有些心酸，我妹妹也掉下了热泪。她劝我说：“你们队伍那么多人，你又是负责人，怎么能离开呢，父亲是农民，一个大字不识，在旧社会受人欺悔怕了，所以下决心家里再困难也让我们读书，希望我们工作好，能当官，他就高兴了。父亲会原谅我们的。”妹妹的这番话使我当时受到很大安慰。5月18日，是父亲下葬的日子，早上我对同事杨忠山说：“上午的座谈会由你主持，我有事出去一会。”早饭后，我由营地骑马，向东北方向跑7.3里，找一块空地，边烧纸，边悼念：“爸爸，你二儿子，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草原，为你送行，请喝下这杯酒，带上银元，祝你老人家一路平安，并连续大喊三声：爸爸你一路走好啊。”这声音划破了草原的宁静，随春风卷着白云，飞向远方。我大哭一场，把几天来内心的沉痛全都释放出来。晚上我一直在想：老人家受苦受累一辈子，把一切都献给了儿女，刚刚过上好日子，他老人家就离开了我们。爸爸我们儿女永远怀念你，安息吧！（国家林业局老干部局第一支部  朱俊凤）
 

1983年11月 成果审议会

 
三北防护林地区草场退化
 

三北防护林地区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