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京官的曾国藩

　　做京官的曾国藩

　　李冬君

　　795

　　2016-11-14

　　李冬君

　　往京师去

　　在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国里，有一隅之地，名曰湖湘。它头枕洞庭湖，怀抱湘江，有一种忧愤的情绪，自古以来便在这里激荡，然后不舍昼夜，流入长江。

　　忧愤从那个浪漫的屈原开始，接着便来了个贾谊，一直流到王船山。沉郁至近代，到了嘉庆年间，一个名叫曾国藩的人，降临湘乡。

　　他出生时，曾祖在堂，老人70了，名曰曾竟希。这一夜，曾祖梦见有巨蟒旋于空中，从天而降，绕宅而入，盘踞于室庭之内，良久方去。一惊而寤，就听到曾孙生了。曾祖大喜曰“曾氏门闾，行将大矣”，可想而知，他有多么欢乐。

　　就这样，曾国藩来到了人世，自他出生以后，祥瑞便接踵而至。据说，他家老屋子后面，原有一棵古树，为藤所缠，行将槁矣，而藤却欣欣向荣，日益伸展，若巨蟒盘旋，枝繁叶茂，垂荫一亩，老人用了神秘的话语，把神话带到家里。

　　果然天赋异禀，曾国藩幼小时，便端重安详，俨然若有宰相貌。

　　自初生至三岁，庭户内外，不闻啼泣声。母亲忙里忙外，他每日立于祖母身旁，纺车之侧，静静地，看花开，闻鸟语，若有所思。曾家世代务农，终于得了一颗读书的种子。五岁时，受学于庭，牙牙学语，即学圣人言：人之初，性本善。而老头却讲故事，讲得神秘兮兮，讲到曾国藩六岁那年，再也讲不动了，便一笑而逝，可曾家上下，难免悲泣。

　　生在嘉庆朝，曾国藩没唱过流行歌曲，因为朝廷上有一位神经衰弱的皇帝，治国就用一个字：“禁”！在他出生之前，就禁了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关乎王朝气运，尤其是儿歌，童言无忌，直达天机。还有“亡国之音哀以思”，皇帝最忌讳“惨惨、凄凄、戚戚”，以为是不祥之音。

　　禁了流行歌曲，又禁毁坊肆及家藏小说，王朝气数，已可想而知。以“禁”治国，文化式微，然而天算之学，却兴盛起来，成为显学。

　　如果说康熙纂《数理精蕴》，其意如文王演周易，尚有天下未定、天命未归的远虑，那么，晚清学者的天算之学，则未尝没有天命变易的意味在里面，此乃乱世之前兆的飘摇。

　　嘉庆朝20余年，治国平天下的功夫，全下在白莲教身上了。还在曾国藩五岁那年，就破获了滦州石佛口王氏世传“邪教”案。王氏之教，缘于日本香道，明代王森自称闻香教主，后来又称清茶门，改了茶道，传了有200余年。此教一破，为首者凌迟，族人流放，习教者为奴。

　　嘉庆朝的最后几年，正是曾国藩成长的关键时间，白莲教被镇压了，此时他才十岁，冥冥中的一些事情，有时真的说不清，只好归之于宿命。后来，太平天国兴起时，偏偏遇到了这个当年不过十岁的孩子，而他仿佛就是这场运动的天敌，专门等着运动到来，放出他人生的胜负手。

　　他十岁那一年，弟弟国潢出生，父亲笑着对他说：“汝今有弟矣。”

　　命作时文一篇，题曰：“兄弟怡怡”。文成，父喜曰：文有至性语，必能孝悌矣！父执欧阳沧溟先生来，又命以“共登青云梯”为题试律，诗成，欧阳先生览而称善，曰：乃金华殿中人语也。他发现了这样一个当官的苗子，大喜之下，便将女儿许配给他，真是“诗中自有颜如玉”了。

　　该年7月，嘉庆帝卒于热河，8月，道光帝就即位了，王朝史不过如此。

　　嘉庆朝是个拐点，虽承盛世遗韵，而衰像已然，至道光帝，便跌入谷底了。嘉庆被困于“邪教”，而道光，除了“邪教”，还受制于烟毒。嘉庆帝只管禁，可越禁问题越多，他撒手一去，问题就多成了罗锅，都要那道光帝来背着。禁鸦片禁出了鸦片战争，反“邪教”反出了太平天国。

　　鸦片从元代传入中国，本是作为药物来用的，这在《回回药方》里有记载，到了明代，中国人学会了提取的方法，自己也能生产鸦片，但主要还是作为药物来用的，这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中有记载。后来，鸦片与烟草混合，而有了鸦片烟，它不是药品，而是吸食品。清康熙年间，鸦片烟从南洋传到台湾，康熙收复台湾，顺便将鸦片烟也收来了。起初，鸦片烟流行于闽粤沿海一带，到了雍正朝，开始泛滥，危害性显出来，雍正下了禁烟令，区分了鸦片和鸦片烟，只禁鸦片烟，不禁鸦片。

　　乾隆朝也是如此。可是，到了嘉庆朝，就采取一刀切，统统都禁了。

　　可哪里禁得住呢？乾隆朝进口鸦片，起初，每年只有一百来箱，后来逐步增加到一千来箱，嘉庆朝一禁，反而涨到了每年进口两千多箱。禁到道光初年，竟输入鸦片约四、五千箱，不过几年，其势翻番，鸦片输入每年达一万多箱，烟毒泛滥起来，从闽、粤沿海一带，跑到中原来。

　　曾国藩也从湘乡走出来应试，一试而中，便落脚在岳麓书院，准备乡试。在书院里，他试辄第一，应乡试，果然中举。然后，一鼓作气出湖湘，上溯京师，寓长沙会馆，应会试。

　　留京师读书，他开了眼界，遂于《四书》之外读经史，于时文之暇嗜古文。然而，为己之学，难于应“试”，天下之志，何济于“试”？古文于“试”无补，他一分心，便落了第。

　　放榜后，他收拾行装下江南，由清江、扬州、金陵溯江而归。归途，借银百两，过金陵一挥而就，尽以购书，银不足，则抵押衣物，豪迈的“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农家子，花钱大手脚，不知者，还以为是京师习气，实则，他性情中，有乃祖当年浪子风，曾于京师赋诗：“尊前瓦注曾千局，脚底红尘即九州。自笑此身何处著？笙歌丛里合闲游。”顺风扬帆，一路读史归来，陈所购《廿三史》，父知之惊喜，诫曰：尔借钱买书，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毕竟是农家子，播一粒种子，便要一分收益，由是战战兢兢，侵晨起读，中夜而休，足不出户者几一年。

　　再谋入都会试，无以为资，贷钱三十二缗以行，至京师，仅馀三缗。正月入都，四月考，自离家以来，他心无旁骛，惟有应试。这一次，他中了进士，还点了翰林，更名为“曾国藩”。

　　这一年，他才二十八岁，乃祖乃父，望穿秋水，老眼昏花中，当如何欢喜？

　　看林则徐

　　过了三个来月，他请假出都，与郭蒿焘等人，同归故里。

　　一路行来，道出襄、樊，行舟遇大风，惊涛骇浪，邻舟数十，鲜有完者，可他谈笑风生，依然舟行无恙。前后行了约四个月，终于回到家里，亲友接踵而来，为他庆贺。

　　乃父设宴，酒罢，祖父星冈公语曰：吾家世代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本。他做翰林，事业方长，家中食用，不要让他操心。此后，他居京师，为官十余年，不知有家累也。

　　曾家种菜、养猪、耕读，运势方兴；清廷一禁再禁，三令五申，反被鸦片烟淘虚了国本，抽干了白银，国势日渐萎顿。星冈公治家，立定根本，终有所成，道光帝治国，喜欢折腾。

　　黄爵滋上疏，不仅要禁烟，还要戒烟，甚至要以死罪重治吸食者。戒烟以一年为期，逾期还吸的人，平民处以死刑，官吏加等治罪，子孙都不能应试。林则徐也上奏，支持黄的主张，他说：法要从严，如果放任自流，数十年后，中国就没有可以御敌之兵了，也没有可以充饷之银了。

　　话说到这份上，皇帝能不胆战心惊？银子是命根子，都流走了，那是王权遗精啊，皇帝岂能亏损！这几位“猛男”君臣，真的义愤填膺，一着急，就派了林则徐去广东查禁鸦片。

　　林一到广东，就将屁股坐在广州，把脑袋伸到澳门去“看世界”，按中国文化的老例——屁股决定脑袋，林的屁股，还坐在传统的天下观里，在天下观里“看世界”，他能“看”到什么？

　　他看到夷人两腿僵直，引上岸来，一砍一个倒；看到没有中华茶叶，夷人就活不了；还看到……可他却没看到最要紧的一点，道光命他为钦差，表面上禁鸦片，实际上抽紧银根。

　　禁鸦片是“喻于义”，抽银根是“喻于利”，打着禁鸦片的幌子，去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可林则徐是君子，爱惜自己的名声，只知“喻于义”。稍有阅历者都知道，一定有许多白银流到中间环节去了，所谓“白银外流”，只是个笼统的说法，其实还应该问一下，真正流出去的有多少？有多少被贪官污吏拿了回扣？只要把银子拿回来，他就交差了。因此，他本应该去反腐，像老和尚敲木鱼一样，去敲打那些贪官污吏，让他们将银子，一点一点，都吐出来。可他宁肯对外开战，也不敢去触动官僚体系，更不愿担戴“喻于利”的名声。世界还没有“看”明白，他就玩了一把火，在虎门烧了两万多箱鸦片。

　　林大人亦由“猛男”，突然变成了“伟哥”，史书上都这么说，看起来真不错。

　　可这把火一烧，有多少贪官污吏从此逃之夭夭？官吏解了忧，就对他赞不绝口，接着又暗示夷人，将他们送走，一直送到天朝的大门口——天津。将点燃战争的皮球，轻轻一拨，又传给了道光帝。倒霉的是道光帝，他本想查出白银来，大捞一笔，缓解危机，结果反而引火烧身，一亏到底。

　　“天津”，顾名思义，是“天子的渡口”，其实，也就是北京的“门脸”，竟然出现了夷人的炮舰，于是，道光帝大骂林则徐：看汝以何词对朕也！他再也不敢意气用事了，派了一个擅长面子外交的官员琦善，让他来维护天朝“门脸”，结果是，英夷难“抚”，居然要割地、赔款、加开通商口岸。

　　眼见“抚夷”失败，又想“剿夷”，“剿夷”要用兵，用兵要花钱，钱从哪里来？皇帝抄了琦善的家去“剿夷”，打了两仗，签了一纸条约，约定割让香港，赔银2100万元，开五口通商。

　　不过，英夷没有入主中原的企图，反倒使帝国放心了，条约只是让利，并未触犯王权，因此，让利之后，帝国依然高枕无忧。有趣的是，清廷重修《大清一统志》，来修补崩溃的天下观。

　　这些事件，就发生在曾国藩做京官的头两、三年，当时他人微言轻，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他的看法可能比较接近恩师穆彰阿，有些同情琦善。当道光帝命立即处决琦善时，穆彰阿进言：不审而斩，于法不宜。于是，改命将琦善押解回京受审，穆彰阿嘱咐押解者慢行，行了两个多月，帝怒已消，一求情，便将琦善从轻发落了。穆彰阿的态度，也许影响了曾国藩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他在日记里，盛赞皇帝，“真大圣虚怀，非汉唐以下人主所可拟矣”，还说，天久不雨，而甘霖忽至，天人感应，何其神也！

　　何以“神”呢？就因为皇上从谏若流，重新起用了琦善等人，枯杨生花了。

　　后来，他的儿子曾纪泽出任英国公使时，在光绪五年八月二十日的日记里，谈到了对林则徐的看法，这些看法，其实就是他们父子共同的看法。曾纪泽在日记里说：西方人初入华境时，都很驯良，不敢乱说乱动。林则徐要禁烟，他们不反对，要阻白银外流，就接受用茶叶换烟土。可签了约以后，那些承办茶叶的官员，却用掺了恶草、粗纸的劣茶给他们，他们虽有违言，却还不敢决裂。可林还要得寸进尺，对违禁贩烟者，要用中国刑法，处以死刑，英人不悦，亦勉强应允；林还不满意，又提出贩烟之船，其他货物也要没收充公，船上的人都要治罪，这才导致英人坚决反对，并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

　　战火一起，英军船坚炮利，所向披靡，清军水师小艇不堪一击，顷刻之间，粉碎倾覆，死者无数，可林则徐却谎言胜利。其后事情明了，道光帝拿他问罪，他还不服，依然官服不改，悬旗鸣炮游于江淮之间，还逢人就诉冤曲。伦敦有个蜡人馆，各国的名人像蜡塑在里面，本来英人敬他禁烟，将他的蜡像也放在里面，而且放在很显眼的位置，后来知其讳败为胜，遂撤去。有不知情者，谓林文忠公如在，外患当不至此。还有为之讼冤，甚至以尸谏者，故曾纪泽叹人心易欺如此，天下之是非岂易明白也！

　　知遇皇帝

　　战争在东南沿海进行，与关心战争相比，曾国藩更加重视修身。

　　使修身成为日课，把修身写成日记，他用理学的锉刀，不断修理自己。

　　还是翻开他的日记看看吧，看他每天怎样立志、起誓，怎样反省自己。

　　随便翻开一页，道光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这一天，雨雪交加，老婆一直生病，他陪着老婆，一时烦闷缠身，体不舒畅，他立马警觉起来：“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拢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也，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于此，何以为人！”第二天，他去朋友家赴喜筵，见了两女子，大概说了几句笑话，他便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

　　对于这一个月，他做了一次小结，认为自己，自正月以来，日日颓放的过了一月，然后痛责自己：志之不立，可以为人乎！这就是修身了，用圣化的模子来铸造自己，校正自己，日日修理。修身的秘诀，是将人的标准定得很高，纯然一个理想人，用理想人来否定现实人——“无我”。

　　用“无我”来否定“我”，这样的否定，其实很残忍：“使人不成其为人”。

　　如果只有一个月，熬一熬也就算了，问题是，永远熬下去，熬出个圣人来。

　　一月份过去了，再来看二月：初一日，他一早便到长沙会馆去，先敬神，然后，拜客五家，太累了！两眼发蒙，不能读书，他便说自己偷安，使身体日见疲软，连个小体都养不好。

　　身是小体，其累如此，心是大体，其累亦如此，他自责“心不专一，杂而无主”，久而久之，“酿为心病”，也是因为居敬功夫不够，而伤了心之大体。然后，他指出，要居敬养体。

　　末了，他还不忘补充一句：“言出汝口，而汝背之，是何肺肠？”这样做人，还有何乐趣？可他却乐此不彼，自己斗自己！没过几天，他又将自己揪出来，狠批了一次，自问：“直是鬼蜮情状，遑问其他？”就因为文人雅集，他写了一首诗，有点油滑，他就用一个“诚”字来拷问自己。

　　他给家里写信，训勉他的兄弟们，要求他们以立志有恒为本，且作《五箴》以共勉：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静，四曰谨言，五曰有恒。作为修身之“用”来说，这些都很好，可修得“体”之不存——“无我”了，谁来“用”呢？他拿着记日记的日课册，去请理学先生倭艮峰批解。

　　每一回，倭先生都要在他的日课上面，很认真地写几句评语。有一天，他喝了一点酒，大概有些醉意，观人围棋，忍不住攘臂代谋，被人指责。可他却屡惩屡忘，依然如故。事后，他痛责自己：“直不是人！”倭先生对此评曰：要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都扫除掉，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要扫除的，是“人欲”之我，要钻进里面安身立命，还要从其中另换出来的那个人，当然就是“天理”之我了，新的我已脱胎换骨，纯然天理。

　　这样的“我”，是理学的“试管婴儿”，将天理的胚胎植入自我的躯壳，然后从自我里面生出一个新的我，像朱熹说得那样，用“抱鸡卵”的功夫，将新我孵化出来，用“猛火煮”的功夫，将旧我熔化掉，这便是理学的新陈代谢了。这样折腾自己，便是自虐，修身修到这一步，理学也疯了？曾国藩自然不敢这样发问，但他毕竟还没有修到倭先生那地步，只是收敛了一些自己身上的豪杰气概。

　　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三年这两年，他师友倭仁，修身最勤最严，以后逐渐松弛，道光二十四年以后的日记，虽也时有自责自问，但口气已不那么严厉，而且问责也不那么严厉和勤快了。

　　他一边修身，一边做学问，两手抓，两手都很硬，将这两方面都抓得很紧。

　　可修身养性，那毕竟是治己，还不是治国，治己是内圣，治国是外王，治己先治心，治国先学礼，所谓经济之学、治世之术，都集中于礼，治己用理学，治国用礼学，还是老路子。

　　自从补了翰林院侍讲的缺，他仕途风顺，不久，又奉旨升授礼部右侍郎，皇上召见了他，对他很欣赏，因为，他不仅“每有奏对，恒称上意”，而且“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员，也都服他办事条理精密，敢担当。当时，礼部里有土地祠，祠内供着先儒韩愈，可礼部之祠同时还供着孔子木主，胥吏相沿，莫知所自，他取木主焚化，而为文以祀韩子，没过几个月，又奉旨兼署兵部右侍郎。

　　他敢冒大不韪，烧了孔子木主，说明他懂礼。不久，他又上奏，建议皇上循圣祖仁皇帝逐日进讲之例。疏入，皇帝详加披览，以为“深堪嘉纳”，一高兴，就给他加了二级，还赐封三代，皆封光禄大夫。皇帝看他越来越顺眼，让他兼署工部左侍郎，还将他从兵部右侍郎迁至兵部左侍郎，又命他兼署刑部左侍郎，不出几年，当官就当到这份上，真可谓恩宠了，此前还从未曾有过，他成了幸运儿。

　　可他哪是自满于受宠的人！居然又上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开篇就说：皇上求治，却很少听到逆耳之言，他说，国难当头，皇上要有风度，大臣要有风骨，为天下砥柱！

　　其言“多切直”，疏入时，恐有不测之虞。可皇上没有责怪，反而说他“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并表白自己，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有益的，无不立见施行；讲的道理有益身心的，我都带在身边，以便阅览；其言难行者，我亦有驳斥，有回答，哪有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的？还指出他的奏折，或过激，未能持平；或偏见，拘执太甚。

　　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我念你意在进言，从未加以斥责，你说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这很重要。我是个德薄的人，夙兴夜寐，还怕有检查不到的地方，若因一二过当之言，而不听取你的意见，就是骄矜了。我思为君之难，你们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互相勉励，国家才可以收到实效。

　　这几句话，比封官还抓他的心，不光恩宠，还有知遇，用中国传统来说，可谓英明。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