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存活
郑爽 胡芷滔
晚上八点,老王依然忙碌地在家里整理白天收集而来的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小区把一间地下车库旁边的小屋租给了他,这就是他在这个城市的家了。屋里的设施很简单,除了那台电视机,几乎看不到现代化的设备。时间过了九点,老王加紧了动作,他指着电视机对记者说:“《中国好声音》快开始了,要赶在那之前把活都干完。”
老王喜欢《中国好声音》的原因很简单:“看到很多人也只是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只要有好嗓子,他们就能成功。”
8月13日“中国蓝大家庭”加V官方微博写道:“《中国好声音》收视再创新高达3.302%,位居同时段所有节目榜首,当晚重播收视以1.434%排名第一。”
老王的喜欢,实际上就是《中国好声音》火爆的一个原因:这个平台给予了草根们一个实现梦想与成功的机会,他们的励志也同样给予众多尚未成功的草根们继续努力、追求的动力。
而《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也重新点燃了中国本土自《超级女声》之后音乐类节目的竞赛火焰。竞相推出音乐类节目的各大卫视大有再度厮杀一番的气势,它们不惜重金邀请最顶尖的音乐人士,也有和《中国好声音》一样买进国外节目的版权。
究竟什么样的节目才能Hold住观众?买入国际成功节目的版权一定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微博)》采访时的一番话意味深长:“所有的都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变化,一旦出现大量的模仿式节目就走不了太远,因为供给过多。在中国所有的节目形态都是这样,出现一个成功就会有一百个模仿。”
麻木之后的“创新”
在《中国好声音》重新点燃本土音乐类节目的竞赛火焰之前,上一波的相互厮杀要追溯到7年前了。2004年湖南卫视(微博)打造的《超级女声》红遍中国,待比赛举办到2005年以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为代表选手的第二届时,决赛之夜的收看观众一度直逼3亿大关。
这之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娱乐风暴,各种选秀类节目层出不穷,各档节目的同质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这其中也不乏诸多以低级手段吸引观众眼球的节目。
对于许多节目的频频触犯道德底线,与社会主流意识相冲突,观众早已麻木。2011年9月,湖南卫视宣布停办下一届《快乐女声》,加之在广电总局“限娱令”的几番调控之下,音乐选秀类节目骤然降温。
但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雷蔚真看来,音乐选秀类节目还是大有市场的。“观众当年对《超级女声》那么强的互动性,以及对音乐类节目的热衷,都表明观众对这类节目是有需求的。”
只是,在同质化以及各种限令之下,观众迫切需要一台更具新颖与贴近生活的节目。这也解释了《中国好声音》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原因。
“在早期几乎都是专业的音乐类人士的选秀节目,没有大众、草根的,现在面向草根真人秀的甄选无疑能使得节目回归到本真,即艺术本质,文化永远是在供求关系的变化过程中变化,节目也要应对这样的变化。”尹鸿认为。
《中国好声音》的原版——荷兰《The Voice》在给中方的产品说明书上花了二十多页强调了“声音是节目唯一的要素”。台上没有精致的妆容、没有华丽的台服,所有的一切只与声音有关。
困难重重
如今,《中国好声音》又犹如当年的《超级女声》那样,掀起了新一轮音乐类节目的厮杀。辽宁卫视的《激情唱响》、山东卫视的《天籁之声》、深圳卫视的《清唱团》,以及云南卫视的《完美声音》和青海卫视的《花儿朵朵》,都在这轮厮杀中角逐。但目前依然是《中国好声音》领跑着。
从早年火爆的《超级女声》,到去年大热的《中国达人秀》,以及今天的《中国好声音》,这些大红大紫的节目无不模仿或引入版权自国外的节目。中国自己的节目怎么了?
雷蔚真指出问题的所在:“中国文化创意创新能力整体上是比较匮乏的,没有几个特别合格的人才。”
“原创节目需要有土壤,丰富多元的文化和自由奔放的心灵,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土壤和基础,”复旦(微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当然还需要完全开放的文化创意市场。”
而在尹鸿眼里本土不光缺乏创意,创意转变为节目形态需要一系列的检测、实验和开发,需要有专业的工艺流程来支撑它,中国需要具备专业模式的公司才可以,但现在少有人来做。
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好声音》节目宣传总监陆伟觉得眼下中国的节目制作最需要的就是学习,向国外成功的经验学习,《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的诞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我们的电视产业和国外的差距很大,我们的发展时间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学习缩短差距,通过达人秀的打造我们学习了制作真人秀节目的经验和团队分工,我们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掌握了。”陆伟对本报记者说。
成功不是必然
从已经取得的成绩来看,买进国外的版权,学习国外成功节目的经验,似乎是本土娱乐节目能走向成功的一个模式。但成功不是必然。
各个国家购买电视节目版权也有失败的案例。让雷蔚真印象深刻的是日本花了几百万购买了美国火爆的真人秀节目——《生存者》,最后却在日本销声匿迹。归结原因雷蔚真认为节目赤裸裸的你死我活不符合东方文化。这正如尹鸿教授所说:“最主要的是我们要选适合自己的模式。”
在谈到如何让节目出挑时,陆伟亦谈到:“所有的东西都要符合主流人群的情感与审美,因此节目的价值观很重要,它决定了整个节目的气质。”
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引入的模式还需要经过本土化、适应性的改造。“和电影的跨国界不同,电视的本土化是立身之本,再弱小的国家其电视产业都能把本国的观众给占领,就是因为它的本土化,所以引入的模式还要进行一些改变和创新使其和本土文化更加接近,我们在购买模式时要注意这一点。”雷蔚真强调。
此外,雷蔚真补充:“在复制过程中还需要人才和市场机制的匹配,《中国好声音》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要做一个名牌栏目就要不惜成本去做,这个观念也是市场观念的育成。用好的人才和配备把节目做到一定的质量,利润也会超倍地回报你。”
但一档好的节目如何能走得长远?尹鸿的一番话意味深长:“所有的都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变化,一旦出现大量的模仿时节目就走不了太远,因为供给过多。在中国所有的节目形态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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