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电影院：对着黑暗描绘光明

　　盲人电影院：对着黑暗描绘光明

　　2017-04-18 21:20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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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来心目影院看电影的盲人 张舒摄

　　在过去的12年里，为确保每个周六上午都能让视障观众“看”上电影，王伟力一度卖掉了自家的房子和车子，牺牲了儿子上大学的机会。而当一位已经失明四十多年的老人在电影放映结束后拉着他嚎啕大哭时，王伟力觉得，自己全部的坚持，都有了价值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电影开场了，没有熄灯。

　　与开篇旁白同时响起的，还有电影讲述志愿者郑涛的声音。

　　他身后，正三三两两散坐着二十几个盲人观众。

　　这家没有爆米花、没有可乐、也不用熄灯的“奇怪”电影院，名叫“心目”，座守在北京什刹海边上一间古朴的四合院里。

　　影厅很小，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被一台液晶平板电视、一台DVD放映机、几个小音箱和简易座椅挤得满满当当。

　　但2005年开办至今，每个周六上午，这里都会为视障群体免费播放一场无障碍电影。

　　所谓无障碍电影，是指为方便视力障碍者观看而加工过的电影，通过增补大量配音解说，让视障者完成对整部电影的欣赏。

　　“视障者是残障人。但当你给他提供平等的机会、平等的信息时，他就是(健全)人。”心目影院创办人王伟力说，他的工作，就是要对着黑暗描绘光明。

　　他坚信：要给盲人一双心灵的眼睛

　　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拿着遥控器，郑涛对着电视屏幕，不停地介绍着出场人物的衣着、动作表情和场景变换。

　　屏幕上放映的是《烈日灼心》，一部国产犯罪悬疑电影。故事错综复杂，郑涛需要不断回溯剧情与出场人物。

　　关力(化名)侧着耳朵听得很是专注，时不时会随着剧情的跌宕发展拍拍大腿。

　　他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先天性眼盲。60多年的记忆中，他只记得“小时候依稀看得见光”。

　　第一次接触电影，是关力22岁那一年。

　　他所在的盲人学校放映了一大大春电影制片厂1965年摄制的老电影《特别快车》。

　　“当时正在盲校念书，年轻好奇，想知道电影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关力回忆说。

　　而此前，他的业余时间，几乎都在广播里度过。

　　但由于彼时的电影没有画面解说，突兀的人物对白，让关力的脑子一片混乱，“跟不上节奏，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到底做了些什么”。

　　只此一次的观影体验，被关力很快遗忘了。

　　不久，他从盲校毕业，开始在一家盲人按摩院做推拿师傅。

　　由于出行能力受限，生活半径很小，关力的生活“像被挤压在棉花套里一样憋闷”。

　　没日没夜的工作和与之并不对等的报酬也让他的内心充满了怨念。“那时候想不明白，觉得自己不缺胳膊也不少腿，只是视觉障碍，凭什么就得不到尊重？”

　　直到2005年年底，他在电台里听到了心目影院的消息。

　　秉着凑凑热闹的心态，关力来到了心目。

　　远远出乎他意料的是，“一场电影看下来，我好像能看到了一样”。关力解释着，在这里，“大伟(王伟力)会把电影画面描述得非常详细，补充了我们盲人无法看到的细节、动作、情景”。

　　关力说，心目影院打开了一条门缝，让他看到了一些光亮。“怨念也渐渐地消散了，不再爱钻牛角尖了。”

　　2012年，心目影院曾播放过一次《特别快车》。

　　当年的这部老电影原声一入耳，就迅速勾起了关力埋藏在脑海深处长达40年的记忆。同时入耳的，还有志愿者描述的电影画面，让他长达40年的记忆终于丰满了起来。

　　“他其实看不见，只是眼里有个虚拟的太阳，能照出些光亮，他是在追着那点亮光跑。”在王伟力看来，信息的闭塞让盲人很难真正融入这个社会，而电影就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博物馆，“盲人们虽然眼盲，但心不盲。我们就是要给盲人们一双心灵的眼睛。”

　　心目，便由此而来。

　　他明白：声音可以让盲人认识世界

　　11年的时间里，心目影院已经放映了662期电影。

　　但王伟力其实并不是专业电影人出身。

　　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还在做科技摄影师的王伟力和妻子郑晓洁偶然读到了一本书——《成功是一种态度》。

　　作者吉姆·史都瓦17岁时因视网膜黄斑脱落失明，随后，他致力于“电视讲述”。

　　“简单说，就是为盲人复述电视的内容。”这本书触动了王伟力，“让我开始关注到视力障碍者群体。”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的《2010年末全国残疾人总数及各类、不同残疾等级人数》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已有1263万人有视力残疾，占全部残疾人口的14.86%。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至2020年，中国视力残疾人数将达到5000余万。

　　“但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却远远不够。”王伟力说。

　　2003年，夫妻二人辞去了原本稳定的工作，组织团队共同拍摄了电视节目《生命在线》，以纪录片的方式开始讲述视障群体的故事。

　　节目收视率极高，但并没带来高额利润。

　　“因为没人愿意给满是‘瞎子’的栏目投放广告。”夫妻二人的节目勉强维持了一年便停播了，但从此两人却爱上了这一群体。

　　随后不久，他们用家里攒下的积蓄建立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以下简称红丹丹)，招募志愿服务团队，开始为残障人士提供专业服务。

　　成立之初，为了让视障群体了解视觉下的常态化社会，王伟力曾带着他们去触摸银锭桥，去触摸故宫、颐和园的大门。

　　但结果并不理想。“我发现，单纯的触摸并没有让他们对这个世界有具象的认识。”王伟力回忆道，“后来能想到做电影解说，也是机缘巧合。”

　　2004年年底，正在家里观看美国电影《终结者》时，王伟力的一位盲人朋友恰巧来家中做客。

　　于是王伟力便坐在沙发上，一边观赏电影一边向盲人朋友叙述剧情。

　　无心的举动，却收获了意外的回馈。

　　电影结束后，朋友哭着攥住王伟力的手感叹，“我竟然能看电影了！”

　　王伟力说，朋友那双已经模糊的双眼里迸发出的光亮，他到现在都忘不掉。“那双眼睛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盲人是能听得懂电影的，我的声音可以创造画面，让他们通过电影认识世界。”

　　此后，他找来各类题材的电影反复观看，再蒙上眼听对白，琢磨需要填补的视觉信息。

　　每每练习过后，他都会蒙住妻子的眼睛为她讲场电影，“看她能不能听得懂”。

　　就这样，一场、两场电影讲下来，王伟力越来越得心应手。

　　2005年，夫妻两人租下了什刹海边上的一间小四合院，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最早的助盲项目——心目影院正式挂牌成立。

　　她大哭：每天在黑洞里的生活终结

　　“只要是大伟(王伟力)讲，我就能听懂故事。”关力咧开嘴笑了，“他明白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

　　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盲人看不见，屏幕、清晰度对他们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获知信息的听觉。”王伟力解释道，讲述人既要放电影，也要讲解画面，两种声音要一起传播，又不能对撞。“讲解呢，既不能说太快，也不能太慢，既不能盖过台词，也不能小到听不见。”

　　与正常人的透视视觉不同，盲人的“视觉”是全息的。

　　对此，王伟力总结出一套话术，用盲人熟知的物体代替难以接触的事物。比如直升机是“扣着的汤勺，加几片旋转的扇叶”，摩天大楼是“倒放着的巨大的玻璃杯”。

　　电影题材也大有讲究。

　　“快节奏的讲述者容易混乱，外语片盲人听不懂。”王伟力直言，“最最关键的，是盲人与明眼人的视角，有时南辕北辙。”

　　为了不遗露画面的每个信息，他常常会将要讲的电影看上五六遍。“前两遍熟悉情节，第三遍理解，最后两遍写文稿。”

　　在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最初成立的几年里，一切场租、活动的费用都是王伟力夫妇所出，加上中心日常开支，数目不菲。

　　一度，夫妻两人的积蓄花光了，王伟力就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甚至拿出了拆迁的补偿金。

　　困难的时候，王伟力也曾向身在农村的母亲借钱。

　　母亲并不理解这种“白砸钱”的公益行为，但看着儿子的坚持，还是把自己仅剩的500元钱从银行取出，悉数寄了出去。

　　最穷的一次，夫妻俩身上只剩下20元钱。留一半攒下来，剩下的买次日的三餐。

　　“那个时候，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不接你的电话。”王伟力感叹，“因为都知道你要借钱。”

　　被“牵连”的还有孩子。

　　2005年，王伟力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但由于无力负担一年3万元的学费，孩子不得不放弃读书的机会，成为红丹丹的一名普通志愿者。

　　这是王伟力最愧疚的一件事。

　　但儿子却并没有放在心上，反而安慰着父亲，“我还有机会做公益，做事情，但是大多数视障者，他们却早就被社会所抛弃在外了”。

　　王伟力始终记得，心目影院曾接待过一位年逾八十的老人。

　　老人已经失明四十多年，丈夫去世后，家里只剩下她独自生活。

　　那场电影放映结束时，老人拉着王伟力嚎啕大哭。“她对我说，她每天就像生活在黑洞里一样，连做梦都没有画面。没有希望、没有热情。”

　　直到王伟力的声音出现。

　　老人告诉王伟力，是他的声音打开了自己四十多年前的记忆，记起了那些美好的东西：年轻时和爱人去逛的紫竹院公园，岸边的海棠树和挂在树上金灿灿的果实……

　　那一刻，王伟力觉得，自己全部的坚持，都有了价值。

　　关于未来：渴望政府给些鼓励

　　所幸，2006年起，视障群体逐渐走进大众视野。开始不断有企业和个人对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捐款、捐物。

　　红丹丹有了固定16人的工作团队。

　　来报名讲电影的志愿者也多了起来。

　　这些人中，既有崔永元、王小丫这样的著名主持人，也有许多不曾留名的普通人。

　　随着近几年来社会力量的加入，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的日常开销有了保障，运行项目也多了起来。

　　“十几年来我们一直跟踪调研盲童阅读状况，发现现有盲校的基础建设、生活配备等硬件条件方面非常完善，但是图书的借阅却一直处于严重缺失的状况。”据红丹丹项目执行主任曾鑫介绍，我国盲童课外读物严重缺失。

　　曾鑫表示，大多数城市的图书馆里现有的有声书籍基本是以电台播出的长篇小说为主，盲文版书籍只有千本左右，出版年代也相对久远。

　　为此，2010年起，红丹丹志愿服务团队开始学习日本盲人图书馆提供的音频图书制作技术，建立了由红丹丹工作人员和核心志愿者组成的技术小组，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为视障群体提供有声图书的语音图书馆——心目图书馆。

　　从2011年1月29日建馆至今，心目图书馆已累计完成录制有声图书747本，电子图书141本，累计受益视障读者48536人次，其中包括全国101所盲校的7293名盲生。

　　去年年末，红丹丹的音频图书网站“心目悦读网”也正式上线，全国盲校的学生和老师以及更多视障者都可以利用多款读屏软件顺畅无障碍地浏览下载书目。

　　此外，红丹丹为了丰富视障群体的业余生活，还陆续开展了快乐融合运动项目和艺术项目，包括盲人运动会、盲人马拉松、盲人合唱等。

　　2008年，在导演林兆华的指导下，王伟力组织了12名视障者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了一档话剧，名叫《盲人》。

　　故事讲述了12个盲人陷入原始森林后，等待着已经死去的教士前来搭救的荒诞故事，以盲人的处境象征性地表现人类的生存境遇。

　　“我们做的其实就是帮助视障者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常态里。”王伟力说，这才是他们真正所需要的。

　　然而，项目越做越专业，红丹丹的未来却依然不容乐观。

　　如今红丹丹募来的善款，仅够维持中心基本开销。一旦有新项目投入，资金便捉襟见肘。

　　“红丹丹现在的房租、项目支出、员工工资加在一起，每年支出都超过200万元，募款将将能和这个数字持平。”王伟力无奈，却没什么好办法。“在社会捐助外，我们一直渴望着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给红丹丹一些鼓励，让我们把这个事情办得更好，不至于10多年来，还是破桌椅、破板凳在这儿。”

　　在关力的印象中，王伟力永远是那个电影对白之外、操着标准播音腔的从未变过的声音。

　　但他并不知道，12年过去后，王伟力也在悄悄地变化着：他今年59岁了，心脏搭着两个支架，鬓角也变得斑白。

　　敲着拐杖走出影院时，关力习惯性地掏出收音机。小小的黑色机器里，传出王伟力的声音：“镜头里出现一只雄鹰，它穿过白色的云层，俯瞰大地上的河流。” 这是为了让全国更多的视障者“看”上电影，王伟力把电影讲述录制成了音频，做成了有声读物。 已是十一点半，屋外的阳光正亮。

　　放映厅安静起来，继续等待着下一场电影和它的观众。

　　国际主要国家

　　对视听障碍人群的

　　相关法律保护与公共服务

　　美国

　　1989年，美国波士顿公共电视台在副声道为盲人播送部分节目的口述服务。

　　2005年，美国纽约州宣布8条连锁电影院线在全国提供新设备为视听残障者欣赏电影。推动这一事件的州司法部民权局大大丹尼斯·帕克说：“这不只是人们能否看到电影的简单问题，它反映了整个社会状况，即人们是否平等，是否所有孩子都能参与关于新上映电影的讨论。”

　　2010年，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21世纪通讯与视频无障碍法案——2011年后4大广播网和5大有线频道必须每周提供4小时的无障碍影视服务。

　　德国

　　1992年起为残疾人制作无障碍影视的服务，盲人只需通过机顶盒就可订看无障碍节目，各大书店、影像店均出售无障碍影视光盘。

　　英国

　　1995年颁布的残疾人歧视法案、1996年实施广播法案、2003年的通信法案中都明确规定，所有电视台制作的节目至少有10%的节目有无障碍影视，内容涉及电影、电视、舞台表演艺术。

　　(本报记者张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