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之道：从“中油汀美共治”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牛头人酋长出装

　　编者按：中美关系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会对其他的大国关系产生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中美之间探索出一种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网综合《人民论坛》、《国家治理》周刊等相关文章，通过对两国治理绩效的比较，旨在深入探讨中美关系的善治之道。

　　一、从APEC到G20：中美关系“新起点”

　　APEC“习奥会”成果丰硕：见证“中美共同领导力”

　　中南海是中国政治的心脏地带，APEC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元首步入中南海瀛台，为中美关系重新作出定义。两国元首在瀛台夜话长达5小时，就中美关系以及历史、文化、政治，大背景、大格局、大战略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使美国总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和政治文化，进而真正尊重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这要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重要得多。

　　APEC峰会期间中美双方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外交部共公布了27项合作成果。其中11月12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环球时报发表题为《中美第一次就全球问题“一锤定音”》的社评称，这表明中美对盘根错节利益之争的处理能力在上升。虽然气候问题不像安全和政治问题那样尖锐，但达成如此高难度的协议，也是对中美合作解决问题诚意和两个体系磨合能力的一次检阅。并称，这是中美第一次就世界性问题单独达成协议，它让我们隐约感到某种“中美共同领导力”的存在。国际问题专家华益文表示，这几年中美关系波折起伏，不论是小波折还是大起伏，都让人得到一个深刻印象：看起来比较稳定的关系，有着明显的脆弱性；在历经风雨曲折的过程中，中美关系又一直在倔犟地向前、向上发展，又分明很有韧性。这次习奥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上述带有“惊喜”意味的成果，让人见识了双方在竞争中又能携手合作的特性。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赵可金认为，瀛台夜话给人们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中美关系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一起讨论、和而不同。他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两国关系中不仅有国家间的竞争，更有社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要为国家竞争建设有序竞争的赛场，也要为社会之间的合作搭建平台，这就是中南海共识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出的“再定义”。

　　G20峰会：中美关系是影响全球治理的重要因素

　　G20峰会的召开离北京APEC峰会结束还不到一周的时间。由于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发动机地位，以及两场峰会在议题上的相关性，香港中评社发表文章认为，APEC北京峰会的成功举行已经为G20布里斯班峰会取得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G20峰会的主题是“经济增长、就业与抗风险”，并明确提出了未来5年在现有政策水平上额外增长2%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这意味着要为全球经济创造超过2万亿美元财富，并增加数百万就业岗位。很显然，中国的贡献必不可少。

　　为推动G20全面增长战略的实现，习大大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创新发展方式，二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三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些建议，既着眼于当下又放眼未来，体现了大国的高瞻远瞩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切实履行成员义务的责任与担当。

　　认真研究这三点建议，就会发现其思路和内涵与中方在APEC北京会议上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规划一脉相承，相互呼应。除了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外，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拉动效应、重视互联互通在开辟新增长点时的重要作用，是核心主张之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曲星认为“习大大所提出的建议切中要害。二十国集团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短期效果明显，但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复苏转折的关键时候，需要新思维，应有新举措，由危机应对的短期行为转变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效机制非常关键。”

　　习大大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愿意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发挥更大作用。”专家们认为，中国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在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事务，并为此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使得全球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努力形成各国增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合作共赢格局才是世界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参加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于11月15日来到澳大利亚昆州大学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谈及美中关系时强调，美国致力于奉行与中国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不论从国家规模还是从令人赞叹的经济增长速度上来看，中国都将无法避免地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角色。

　　无论从政策资源还是从经济资源，美国都是G20论坛最有影响力的一方。在前几次峰会上，美国都在对全球经济前景表达忧虑，希望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责任，但也从不掩饰对领导力的恋栈。可以说，如果有美国的推动，全球治理一定能取得重要进展。这也是观察者们在重大国际会议前后，尤其重视中美关系的原因。中美关系是影响全球治理的重要因素。

　　二、硬实力：中美治理绩效比较(2000-2012)

　　国家治理是世界潮流，世界各国的治理体系各不相同，治理能力存在差异，而“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政治理念的主要趋势。依据中美两国政府提出的施政方针，如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美国的《国情咨文》，《国家治理》周刊曾刊发文章从六个维度来同时考查中国与美国的实际治理绩效，包括经济、财政、就业、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和社会治安六大要素的治理绩效基本框架。具体地讲，就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财政可持续性、扩大国民就业能力、改善社会保障能力、促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安全和保障公民人身安全能力。这些关键性指标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金量，比各类其他指标更具有可比性，也更直观、更客观。最重要的，也能够经得起其他研究者的检验与核对。这里，我们选择了2000-2012年间两国的公开数据，对美国而言，是指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两届任期和民主党奥巴马一届多任期；对中国而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包括三届国家大大和国务院大大任期。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水平大大高于美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200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2000-201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11.1%，美国为1.8%；其中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0.4%，2009年又进一步下降至-3.1%，而同期中国仍保持在9.6%和9.2%。如计入2013年最新数据，中国仍然保持了7.7%的经济增长率，美国仅为1.9%；中国从2000年至2013年的年均经济增幅为10.6%，美国仅为1.9%。

　　从国民生产总值(GDP)情况看，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0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为30.3%，到2012年已增加至79.4%，平均每年缩小4.1%。

　　从国民人均收入情况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2000年的6.6%增长至2012年的17.9%。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美国国民人均收入对中国的国民收入领先优势从15倍缩小到了5倍多。这表明：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打了两场战争，又制造并出口了一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却是牢牢把握并充分利用了战略机遇期，保持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全面超越美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中国财政可持续性水平显著优于美国。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是衡量一国财政可持续性水平进而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后发现，在2000-2012年间，美国一般性政府债务相对于GDP的比重仅在2004年至2006年间微有下降，在小布什任期内，该比重从不足55%上升至近70%，这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军费开支大幅增长紧密相关；小布什在任期结束前又推动国会通过了“七千亿救市”计划，③大有“在我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之势，直接导致美国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2009年开始进一步攀升，到2012年已增至106.6%。相比之下，尽管中国一般性政府债务水平占GDP比重于2010年间陡增至近35%，但很快在2011年回落至低于26%、在2012年又下降至22%，接近2002年以来20%左右的平均水平(见图1)。

　　再次，中国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表现更是远在美国之上。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最大、最重要的治理绩效。根据中国的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十五”期间，城镇年新增就业人数为900万人，“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均为每年950万人，期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统计结果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中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1.38亿人(见表1)，201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1%，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就扩大就业向人民作出了郑重承诺，也兑现了承诺。

　　相比之下，美国2010年末的就业岗位数比2008年末减少了630万个，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整个衰退期共损失了800万个就业机会，即使用2010年3月至今美国私营部门累计创造的460万个就业岗位对其进行抵消，美国就业岗位数在奥巴马担任第一届总统任期前半段内的净减少量也高达340万个。这与奥巴马政府的承诺相去甚远：奥巴马于2008年11月22日承诺在2011年前为美国民众新增250万个就业岗位，12月下旬又将承诺新增就业岗位数调高为300万个，2009年1月再次加码至400万个，承诺与实现值之间存在着740万的巨大差距；从失业率来看，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劳工失业率经过小布什任期内的小幅下降之后，在2009年陡增至9%以上，到2012年回落至8.2%，2013年进一步回落至6.6%，但仍高于中国4.1%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水平。

　　又次，在基本社会保障方面，中国取得了比美国惠及范围更广、投入更具效率的建设成就。以医疗保险覆盖情况为例，在2001-2012年间，中国城乡基本医疗保险未覆盖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从2001年的94.3%大幅下降至2012年的1%；同期美国基本医疗保险未覆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2001年的13.5%升至2010年的16.3%，之后随着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通过才略有下降，回落至2012年的15.4%，但仍有4774万人没有被医疗保险所覆盖。而另一方面，从2000年到2012年，中国公用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从4.62%增至5.36%，累计增幅为0.84%；美国则从2000年的5.74%增至2011年的8.28%，累计增幅2.54%，其公共医疗投入大、效率低的弊病显露无遗。

　　从推动科研试验、促进技术与研发创新方面来看，中国也表现出非常强劲的赶超美国的势头。一方面是研发(R&D)投入增长情况。从2001年到2012年，中国R&D投入占GDP比重从0.95%增至1.98%，增幅超过一倍，2013年又进一步增至2.09%；美国R&D投入占GDP比重则基本没有增加，2011年水平仅比2001年高出0.08个百分点。不难发现，尽管2012年中国R&D投入占GDP比重与美国2011年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一差距已比2001年缩小了一半。

　　另一方面是科研产出的情况。以国内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为例，中国同样在快速赶超美国。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4年数据，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和中国的国内专利申请量分别以5.2%和23.5%的年均增幅增长，其中中国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本国居民(residents)，美国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本国非居民(non-residents)，中国对美国的追赶系数已经从17.54%提高到120.26%，即达到美国的1.2倍，已经从落后者一跃成为领先者。以本国居民为主的专利来源构成也进一步表明：中国国内技术创新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善，本国居民的研发和创新潜能由于受到充分激励而不断迸发出来。从专利授予量看，2000年到2012年美国和中国分别以4.0%和26.4%的年均增幅增长，中国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8.29%提高到85.76%，⑥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不久就会超过美国与日本。

　　最后，从社会秩序看，中国也明显优于美国。作为世界“一超”国家，美国长期自任“世界警察”，不遗余力地维护所谓“世界秩序”，但与此同时，其国内的社会秩序与安全水平堪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将杀人犯罪率(每十万人中故意杀人犯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人身安全水平和社会综合指数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此指标来看，2004-2011年间，中国为1.1，世界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组内国家的平均为2.1，相当于中国的两倍；美国为4.2，相当于中国的近4倍，死亡总数在1.3万人。可见，中国属于世界上相当安全的国家，其社会安全水平明显高于美国和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UNODC)提供的国别安全指标体系，以死于谋杀案件人数为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该指标上，美国每十万人口中死于谋杀案件人数高达5-6人，约为中国的3倍；在死于谋杀案件的总人数上，中国在2004年至2008年间下降了约40%，且已经降至1.5万人以下；美国则基本保持在1.5万人-1.6万人的水平。

　　枪械暴力一直是美国社会重大的公共议题之一，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并且与青年活动和帮派暴力息息相关。此外，私人拥有枪支也成为美国人自杀的武器，大多数因枪伤致死的人都是自杀，2004年共有16907起自杀是使用枪支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禁止侵犯“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拥枪权倡导者一般鼓励大众捍卫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多年来美国军队、校园恶性枪击事件多发，不仅成为难以医治的社会顽疾，给普通民众造成严重心理创伤，也导致美国政治被利益集团(主要是枪支协会)所绑架。

　　中美治理绩效比较的实证分析表明：在2000-2012年间，无论是共和党人小布什主政还是民主党人奥巴马主政，无论是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国民增收、保障财政可持续性，还是提高就业水平、完善医疗保障、推动科技创新，中国的治理绩效或已优越于美国，或已显著缩小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形成了强有力的与美国竞争和赶超美国之势。总体的对比形势是，美国在相对退步，中国在相对进步。

　　三、影响力：从“中美共治”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G2“中美共治”的谬误

　　历史上每个阶段都会出现一些新术语，如“大萧条”、“冷战”等。当前国际舆论最时髦的新术语之一无疑是G2，也就是中美两国集团。G2堪称当今世界话语生产大国美国近来最畅销的一个出口“产品”。但G2在进入华语圈的时候，除了被译为“两国集团”之外，也被译为“中美共治(管)”。国内很多媒体和不少专家学者往往也将G2与“中美共治”等同视之。

　　G2引起国际舆论关注是在2009年1月，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将G2概念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战略领域。他呼吁美中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定期举行非正式会晤，形成一个“非正式的G2”深入讨论双边关系和全球事务。几乎同时，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撰文主张中美两国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此后，G2即成为各国战略界、媒体竞相追捧的宠儿。几乎每次中美关系的“走近”都会在国际上掀起一波“G2热”。

　　APEC会议时隔13年重返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副主任刘英认为，与13年前相比，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世界中的地位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经济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政治上，中美共治(G2)也已初现雏形。而对于“中美共治”这一提法及内涵，相关专家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资深战略评论家郑策仕认为，G2并不等于“共治”，不论中国还是美国，也都不见得想搞“共治”。不可否认，一些美国战略家谈论G2时，或公开、或暗示地含有中美“共治”世界的意图。但大多数美国战略家并不赞同中美“共治”，而是强调美国重视中国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通过G2与中国加强机制化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其实质是要通过抬高中国的地位，拉中国承担更多责任。我国前驻印大使、前外交部政研室主任裴远颖也认为，中美两个大国需要合作，因为这有利于两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这是事实，但绝非组成两国集团来主宰世界事务。两国集团的概念不但荒谬，而且绝无可能。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多种力量同时崛起，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

　　突破“修昔底德陷阱”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概念来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言，“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及理论研究也支持这一说法。西方学者如保罗·肯尼迪和米尔斯海默等人在总结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时，也提出国家成长或者经济增长本身导致了扩张、竞争、对抗、危机、冲突乃至战争。在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中，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在其大国的崛起过程中，都引发了大量的战争，有的通过战争取代了先前的霸权国。米尔斯海默甚至以这个逻辑来观察中美关系并得出结论说，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跳出这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2014年1月22日，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行的创刊号，刊登了对中国国家大大大大的专访。大大在专访中指出，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叶自成在《人民论坛》刊文进行了解读，认为中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文化基因有和平思维、同舟共济、见利思义、以民为本，而且从中国和平发展30多年的实践来看，中国的崛起也有许多方面不同于过去与霸权国争霸的那些新兴大国，与当年的英国、西班牙、德国、日本、苏联等崛起时的情况有重大不同。并指出，照搬西方处理大国关系的逻辑思维方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较高；而按中华历史文化的思维则有可能柳暗花明，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构建出大国关系的新模式。

　　从历史经验和人类担当的角度看，不同于任何大国关系，中美关系可以不追求最好，但要防止最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认为，没有新型大国关系引导，中美关系既无法追求最好，更无法避免最坏。换言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选项，而是必然要求。正如基辛格在新书《世界秩序》中指出，不管中美看法有多大不同，但“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历史悲剧的唯一之路”。

　　美国方面曾抛出“中美共治”的提议，不过中国没有赞成也没有接受。现在中国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认为，美国总体上是接受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说法。但是，美国觉得，中国更多的是把这一概念看作是处理中美关系的一种原则。美国需要的或考虑的是，为这一概念提供一些具体的方案。按照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的说法，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在具体问题上变得有可操作性。

　　中美关系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因此它会对其他的大国关系产生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中美之间探索出一种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就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