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涉新旧 只关雅俗

■伍立杨专栏

近日较为引人关注的一个文化新闻是，广电总局发出通知，批评革命剧娱乐化倾向，盖因较长时间以来，一些剧目因为在表现抗战和对敌斗争等内容时，脱离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没有边际地胡编乱造，快男快女饰演革命前辈，气质的差异倒像石像跟活人的差距……报端列举的一个例子更叫人喷饭：被称为主旋律片的 《中国：1921》，以青年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的发展经历为主要线索，讲述革命的历程。“然而引起观众追看的最主要的因素，却是剧中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故事，剧中，李沁饰演的杨开慧热情、奔放，上演‘女追男’的戏码。她在雨中对毛泽东大喊：‘我们结婚吧，我给你生孩子，即使你掉了脑袋，我把孩子养大……’”

难怪有观众看后提出质疑：那时期的人，爱得有这么张扬吗？其实更应该问，当时的人士，有这样的口吻和用语吗？

知识分子因为修养和礼貌不会这样遣词造句，基层工友、农友不会如此陡峭和直白，帮会或江湖因为要避讳或忌讳更不致如此燥辣、不管不顾。

旧时候的人，葆有一种雅的口吻，这种雅，绝不是酸腐，而是雅正，它和通俗也不形成对立，但是它绝不是庸俗。以孙中山先生为例，他日常之所接触，往往是社会的底部或江湖的层面，而非优雅的沙龙或虚伪的官场。他足迹所到，频繁交接各阶层各文化种群的各色人等：侨领、学者、军人、工头、会党掌门、政坛大佬、知识分子、贩夫走卒。但他的信函、便条，甚或面对面的交代，即便是带指示、命令意味的，也说得客气、体贴，而又坚定不移。传统民风的淳朴忠厚、坚韧明慧，潜贯其中，说它是文学珍品也无不可，这是因为其用语和口吻，处处可感受到传统中文的灵动生机。这些文字、句法恰到好处，句子本身弹力充溢，简明洞畅如哀家梨，读之口角余香；气格高峻，无丝毫磕绊疙瘩，更无浮词赘句。它稳重大气，又剀切周至，兼有长风振林、微雨湿花之美，他的文字，真正是如董桥所说的那种“荡漾着优越感的语文”。

雅正是俗气的反面，而雅正恰为一种力量的体现。今之编剧虽不可能潜入时光隧道再回民国亲身体验，但多读些书，这个纠结也不会成为不解的难题，多读书再辅以适当的想像力，问题也大抵可以解决了。

“生孩子”“掉脑袋”，这样的语言呈现的特征，突兀、愣头愣脑、荒腔走板，既非当时知识分子的语态，也非基层或乡村的口吻。长养于书香门第的知识女性绝不可能这样鲁莽、轻慢，因她们的教养使其深知含蓄的艺术和含蓄的力量。

这样的口吻既和当时的情状不合拍，又是怎样得来的呢？那就是今之作者，单线条思维的文艺腔，僵硬、突兀、没头没脑。这般僵硬的腔调，游离于从前的时代氛围，也不符当事人的口吻语气，只是一种虚飘的、生命力脱水的文艺腔。

一部连续剧，常有观众反映，硬着头皮看下来，往往昏头昏脑，一二成的事实或情感，也捉摸不到，除了剧情和演技的问题以外，实在就是全剧对话的口吻离谱。拗口、矫情、不着边际、冗长无理的长句要让演员煞有介事地说完，文气、语气早已断裂，如此一来，只要人物一张口，就造成剧情的阻滞不通，和艺术创作的初衷，不是背道而驰么？

涉及民国历史、政经文化的电视剧呈剧增之势，与历史上各朝代相较，民国去今未远，却有某电视剧编剧将民国三十四年解为1934年，将“莫道昆明池水浅”，解为滇池水浅……这样的编剧，该打手板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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