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产生与公共舆论：情感与真相的角逐

原标题：“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产生与公共舆论：情感与真相的角逐
2018年4月22日上午，由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产生与公共舆论”工作坊会议在上师大文科实验楼光启学术报告厅举行。
会议分为专场讨论和圆桌讨论两个部分。专场讨论中，发言的学者们以过去一年间的热点新闻案例为依据，从不同视角切入进行学术研讨，解析“后真相”时代的新闻现象与特点，发言结束后由评议人进行点评和提问。在分为四组进行的八个专题报告结束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涛、《新闻记者》杂志社主编刘鹏、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吕新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张志安、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洪宇等五位评议嘉宾就专题报告中引申出一系列问题展开圆桌讨论。
“后真相”时代新闻产生与公共舆论工作坊会议现场照片。
在专场讨论阶段，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白红义报告了基于杭州保姆纵火事件报道的研究内容，就情感与新闻的关系以及新闻的情感转向给出了关于新闻媒体的方法论见解。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张韵从监视与隐私的角度分析了360水滴直播事件，张韵认为这一事件反映出公众对监视与隐私的看法，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回到公开性、公共性层面。
针对江歌事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石力月认为混乱的舆论局面体现出个体化的生存图景与共识的瓦解，舆论审判问题的改变根本上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整体坐标中的个体关系重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周睿鸣针对浙江大学去年社会系面试直推中出现的冯钢事件，从 “后真相”、女权主义与道歉政治方面进行了讨论，提出性别歧视等议题涉及全球化观念，应当思考这些观念在本土化实践中的一系列历史与现实问题。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员讲师熊琦的发言以电影《战狼2》为案例，就舆论在对《战狼2》做出评价和评议时出现的争议展开讨论，提出这些争议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本身的丰富性所带来的，而严肃讨论难以跟网络上的碎片化舆论进行有机对话是今天公共舆论存在的困境。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陈楚洁围绕事实、真相、新闻权威三个方面，对基于汤兰兰和邓玉娇案的报道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新闻事实和真相缺乏或者不明朗时，媒体所呈现的新闻事实与网络用户所认可的媒体化事实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共识形成困难，进而使得新闻权威难以维系。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姫德强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后真相的问题或者假新闻的问题，在这一视角下他详细梳理了红黄蓝事件发生的过程，分析了不同的行动者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指出对于追求流量的自媒体而言，对于真相的生产和消费是一个一定范围内的可控的经济行为。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讲师徐婧就AlphaGo为例，以Alpha Go和柯洁对弈过程中所产生的舆论中的技术伦理博弈，讨论了何为“真”之边界。
在会议的圆桌讨论阶段，评议嘉宾进一步就“后真相”时代舆论环境的变化、情感话语在新闻生产中的泛滥、传统媒体的角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刘鹏表示，“后真相”这一词语从传播上来讲是由来已久的历史现象。中国人所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后真相，一旦感情因素掺入进来，后真相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另一方面，讨论后真相这个概念还要关注新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媒介变迁环境，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相的定义权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转移了，这是根本的变化。而政治上、经济上各种各样的制度，事实上又在鼓励后真相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刘鹏认为，在今天社交媒体占据重要地位的传播环境下，传播经济上追求流量至上，流量至上必然带来情绪化煽动，煽动情绪最容易变现。我们很可能进入了一个去中介化真相观时代，曾经传统媒体作为中介带有自己的相对客观中立的身份，通过这样的角色身份实现权威性背书，这是媒体以专业主义来包装塑造自己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的环境改变之下，每一个人都是媒介，AI、监控、大数据等种种不在场的在场形式使得社会时空发生了重组，受众不需要中介而是要眼见为实，开始建立朴素的真相观。在这样的环境下，专业主义作为传统媒体的立身之本反而不受待见了，越来越多号称理性、中立、客观的角色受到谩骂。刘鹏表示，这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即在新型的社交媒体环境下，不同层面的传播在重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振荡，不同层面、不同渠道的人都在进行真相博弈，从而带来了复杂多维的真相景观。
张志安指出，讨论传统媒介业真相调查的议题，首先要回到舆论。如果没有对舆论本质或者是舆论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变化的总体把握，我们讨论案例是比较难的。从作为过程的舆论来看，今天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是否有公众？是否有对话充分表达环境？有没有围绕公共议题展开对话？有没有想像对话凝聚共识可能性？作为结果的舆论则是看多数人共识，如果没有2/3人保持一致意见，哪有主流舆论？还有潜在舆论，我们希望公众作为表达主体在场，社会舆论大多表现为网络舆论。我们需要回到舆论格局变迁来讨论个案如何放在时空关系和大语境当中展开。 张志安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尽管操作形态、叙述方式都会发生变化，但专业媒体对重要性问题的把握仍然非常有价值,例如杭州纵火案中，大家都关注这个保姆是否该死，只有少数媒体还关注消防设备配备和绿城集团是否有消防责任问题，这是超越道德审判、回到社会治理至少是城市中产家园治理的问题。在议题监控上，媒体能够发挥一定的公共功能，例如在360事件中从隐私问题的方向进行讨论，最后促使360收回了这项政策，但总体情况并不理想，很多议程都不是传统媒体设置的，大部分是自媒体设置的。专业媒体价值是真相挖掘，理性坚守，更重要是对议程议题公共价值的把握，是超越表象、浅层、道德，看到社会公共问题的价值。
洪宇谈到了舆论对于做传播政经学研究的作用。从社会想像或者是从话语层面，舆论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变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修正传播政经学当中很大程度上一种经济决定论的逻辑。很多的问题不一定纯粹是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上层决定，舆论在中间的中介作用对问题的导向有很大作用。例如张韵从360事件出发，探讨从媒体当中呈现出来的社会对于监视的整体观念，是很有意义的。这种整体观念怎样延伸到司法以及政策制定领域，对政策研究来讲是有意义的，也就是加入了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
刘涛从修辞学的角度对于情感话语在舆论中的疯狂生长做出了一种解释。人是修辞动物，人很多时候依赖于框架存在，基于框架形成对事物的认识，并确立情感身份、情感边界。其中，语言作为最底层结构包含四个框架。第一是定义框架，对这个事情怎么定义。第二是知识框架，知识结构当中把握这个东西。第三是情感框架，第四是价值框架。当定义、知识、价值都难以把握，就会转为情感框架，很容易形成情感的观点，这样就会出现脱离事实的特殊的信息形式或者是结构。
吕新雨对刘涛提出的框架理论进行了回应。她指出，情感本身不属于本质主义框架的范畴，所以问题在于怎么让历史性因素进入，让它成为有弹性的回应性框架。比如，VR是要让体验者进入到内部世界感受，是对情感框架非常强烈的征用，但它不是基于其他框架失效时情感框架显现的逻辑，而是基于另外的技术准入逻辑、消费准入逻辑等等。VR的一个应用就是让人体验难民视角，通过在场的情感代入对难民产生强烈感受，就会对议题本身更加重视。VR视角实际上是封闭的、内部的、主观视角来强化你对议题的重要性理解。这既是是情感，也有很强操控性，可以看到它的背后技术和议题设置的关系。因此四个框架中，情感框架更具复杂性。
吕新雨进一步指出，对情感框架的反思视角包括客观性问题。传统新闻专业主义里面的客观主义视角包含对他者尊重和对其他不同于你的视角的容纳，如果今天强调诉诸情感框架，诉诸个体视角对现场的重要性，恰恰是和传统新闻理念有一个很强烈的冲突。在现场就一定意味着真相吗？传统新闻者否定这一点，如果在现场就能报道那要专业记者的意义在哪里？专业记者是通过深入调查观察在现场呈现出来的东西。现场并不代表真实，现场虚假性恰恰是新闻专业主义试图破解的方面。而如今看到新闻专业主义没落，并不是说公众不需要一个权威的报道出现，而是权威有公信力报道没有出现。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层面，这个没落有更重要的层面需要去探讨，比如生产成本等问题。核心问题是广告被社交媒体拿走，传统媒体广告收入断崖式下跌，养不起调查记者，因此生产成本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因此，如今的新闻看到的是碎片化呈现，碎片化呈现就陷入VR式主观主义。碎片化视角与合法性之间难以兼容，在这个意义上，不应认为舆论本身就具有合法性，舆论背后有各种力量在操控。实际上舆论是变化的过程，正是因为存在变化的过程所以很多力量想介入。什么力量在介入，把这个舆论导向什么，这是分析关键。舆论时刻处于辩论过程当中，今天舆论研究就是大数据舆论研究。大数据其实是舆论监控，能够为政府的调控提供方向地图，但不能解释结构性舆论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需要回到当年讨论的公共舆论是什么的问题，一旦传媒变成以广告为唯一经济来源，就不可能是公共舆论。这个问题今天研究还是否有意义？这是谁的舆论？谁的主体性？谁的情感？这个情感是什么？把这些问题都联结起来，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就会更加需要包容性和多元性交叉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