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禁市级干部配偶经商 此前已酝酿8个月|官肾切除后遗症员亲属经商-水球比赛

　　《新闻1+1》2015年5月6日完成台本

　　——上海：经商还是当官，依法治！

　　(节目导视)

　　解说：

　　上海率先出台地方新规

　　严格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

　　同期 上海市委副大大应勇：

　　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极易导致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滋生腐败。

　　解说：

　　范围明确

　　监督明确

　　处理明确

　　被称“史上最严”

　　同期 上海市委副大大应勇：

　　重要干部重点管理，领导干部级别越高，岗位越重要、权力越大，越要体现管理从严。

　　解说：

　　《新闻1+1》今日关注：上海：经商还是当官，依法治！

　　主持人 董倩：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节目一开始先来看一张漫画，这张漫画的名字叫做两股道，如果说以前当官和发财，这两件事界限尚不清晰，或者说执行起来界限尚不清晰的话，那么现在有一把剪刀将非常清晰地把它一剪为二，那么这把剪刀就是规范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在5月4日的时候，这把剪刀在上海已经开剪了，因为上海正式公布实施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及配偶还有子女及配偶经商办企业的规定》，这两天引起来的反响非常大，那么这个规定到底是管什么？另外它严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

　　解说：

　　5月4号，上海市公布实施《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这也应该是全国在该领域率先出台的一个地方性法规，由于其中规定之严格，舆论也将这个规定称为“最严约束新规”。

　　为何被称为“最严”？因为该规定对什么样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作出了明确界定。包括：上海市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局级副职以上的干部；人民团体、依法受权行使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局级副职以上的干部；以及国有企业中的市管领导人员。从内容上看，面对不同级别的官员，该规定也确立了“级别越高、位置越重要、权力越大，管理规定要越严”的原则。

　　同期 上海市委副大大应勇：

　　上海市委制定实施这个规定，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重要干部重点管理，领导干部级别越高，岗位越重要、权力越大，越要体现管理从严。抓住了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就抓住了从严管干部、从严治理的牛鼻子。

　　解说：

　　此外，在具体实施层面，该规定对什么是经商办企业，也进行了明确界定。包括：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在国(境)外注册公司后回国从事经营活动等情况；以及领导干部配偶受聘担任私营企业的高级职务，在外商投资企业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等情况；都属于经商办企业的范围。

　　应勇：

　　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极易导致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滋生腐败。上海市委制定实施这个规定，是贯彻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一个实际步骤。

　　解说：

　　有了两个最明确的范围界定，上海市的新规，对检查和问责，也作出了具体要求。例如，如果存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的领导干部，要向组织作专项报告，并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上进行明示，上海市有关部门会进行专项核实。而对那些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没有经商办企业情况的领导干部，也会按照每年20%的比例进行抽查，核查是否存在漏报、瞒报。

　　对于有违规定所列情形的领导干部，上海新规明确了“一方退出”机制，即由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主动退出所从事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或者由领导干部本人辞去现任职务。而对于不如实报告或未及时纠正的，则会给予领导干部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

　　主持人：

　　以往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领导干部配偶及其子女不允许经商、干企业，但是这次我们在上海的新规里面发现多了四个字，叫做及其配偶，也就是说不仅是领导干部的配偶和子女，还有子女的配偶也不许经商办企业，应该说范围是比以前增大了。好，那接下来还有，既然说到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是哪个级别的领导干部，这次说的非常明确，是含局级副职的，局级副职以上，那么接下去另外什么叫做经商办企业，刚才短片也触及到了，非常明确地表达，你包括投资什么样的企业，是不是上市企业等等，非常明确，你可以直接去里面查。最后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规定已经列出来了，假如你违反了这条规定，怎么办？怎么处理？也非常清晰，简洁有力，要么你的老婆孩子别干，要么你别干，那么再像以前那样，想兼得想两全基本上是不可能了，好，在了解了这个规定的大概齐之后，我们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王锡锌教授，那王教授有人就今天媒体说这是最严的一个规定，那好了我们，在我们两个以前在做节目的过程中经常说到，从1985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就有很多关于约束领导干部还有他们的子女，不许他们做生意，做一系列的规定，那这一次上海的规定，和以往的一系列的规定相比，它区别在哪？严在哪？您怎么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锡锌：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严或者说最严，其实刚才董倩您在做这个介绍的时候，已经讲到了一个关键词，我非常同意这个关键词，我认为所谓的严或者最严规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规定，跟以往的规定，比如说1985年中办国办发的那个严禁官员配偶子女经商的规定，相比较起来，它更加明确。我们看到这个明确，我觉得有几个，一个就是范围明确了，哪些人应该纳入到官员这个级别。另外什么叫办企业？做了明确。另外一个就是程序明确，这个程序包括你要如果有这种情况要进行申报，然后要进行抽查，要进行核实。第三个明确就是责任明确，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规定一方退出或者说提拔受限，所以这三个明确我觉得强化了细节，细节就使得它变得严或者最严了。

　　主持人：

　　王教授人们特别关注的一点就是这回把领导干部这样的群体，画了明确的一条线，就是这个《规定》是针对副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那你对这样的一个群体，你怎么评价？怎么看？

　　王锡锌：

　　其实这次如果我们对比1985年的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的话，当时的这个规定是对县团级以上干部，所以从这次来看，我们说的官员的级别跟以往相比，实际上是提高了，我觉得这种提高，可能在制度设计上有它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从限制官员的配偶、子女以及其配偶来经商办企业来看，既要界定一个有效的范围，同时也不应该使这个范围过于宽泛，所以从现实来看，副局级以上的这些官员，到省部级的这些官员，他们往往权力比较大，岗位比较重要，级别比较高，因此控制的资源，以及社会动员的能力比较强，所以重点抓住这个关键少数，我觉得是制度设计制度保证一定的面，但又不至于让面过宽的一个核心。

　　主持人：

　　那之所以媒体评价它严，就希望它能够针对现在当下的一些问题的症结，那您觉得它有没有针对？能够解决当下的问题症结？

　　王锡锌：

　　我觉得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制度设计还是抓住了一些核心的问题，因此它是会有一定震慑力的，也就是说它是针对到了问题的症结，比如说官员的这个配偶、子女，来进行经商活动，最重要的一个风险就是可能会通过这种官商的合体，来进行利益输送，来进行权力的寻租，那么我们现在禁止这个官员的配偶，在这个来经商办企业，禁止官员的子女及其配偶在本市来经商办企业，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遏制这种，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这个利益输送这样的一种腐败情形的发生。

　　主持人：

　　好，王教授稍候我们再有问题给您，当我们了解完了规定的一些主要的情况之后，自然人们就更想了解，为什么在上海要出台这样一个规定，我们继续往下看。

　　解说：

　　2014年在中央第二轮巡视中，中央巡视组共对10个省区市开展常规巡视，对3个单位展开专项巡视。上海，接受以张文岳为组长的第二巡视组的巡视。

　　三个月后，去年10月底，中央第二巡视组向上海反馈巡视情况。

　　干部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少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群众对个别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倚仗其权力谋取巨额利益反映强烈。

　　在通报完巡视情况之后，第二巡视组组长张文岳对上海的整改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第二点就提到：要“高度重视并清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等问题，对文广系统国资国企和全市国有出资的民办非企单位进行清理，扎牢制度笼子。”

　　根据中央巡视组对上海的反馈意见，以及上海市三批巡视工作情况，上海市委决定，制定相关规定。上海市委副大大应勇在昨天接受媒体采访也表示说：

　　“去年九、十月，上海市委结合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开始酝酿制订这份文件，至今已有8个月。”

　　解说：

　　应勇提及的这份文件，就是前天上海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正式公布的这份规定，而这样一份新规，也被《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为“这是巡视剑指问题、倒逼改革的一个生动范例。”

　　今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份规定，并且指出“对上海进行这项工作试点，中央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跟踪进展，总结经验，在试点基础上扩大试点、逐步全面推开。”

　　同期 上海市委副大大 应勇：

　　对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的问题，中央早有规定。上海的规定是根据中央规定的要求，立足上海实际，进一步地规范和完善，力求形成一整套可执行、可操作、可检查、可问责的制度体系。

　　解说：

　　而在今年两会上海团开放日上，上海市市委大大韩正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上海即将于今年二季度，按照中央部署出台相关规定。

　　同期 上海市委大大(3月6日) 韩正：

　　我们在规范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的经商办企业这方面，又进一步地深化和细化。我们这个规定，是不同层级的干部，有不同的要求。

　　解说：

　　事实上，在上海此份文件正式发布之前，上海已经有政府部门小范围出台过配套的相关规定。今年4月23日，上海出台了《上海法官、检察官从严管理六条规定》，其中一条规定便是：

　　“法官、检察官配偶在本市从事律师、司法审计、司法拍卖职业的，各级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配偶、子女在本市从事前述职业的，应当实行一方退出。”

　　同期 市委常委市政法委大大姜平：

　　关于法官检察官从严管理的六条规定，是对法院检察院法官检察官加强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市委出台的公安法院检察院机关领导班子配偶子女不得在本市从事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两者是叠加的，是反映出我们对法院检察院领导干部加强管理的要求。

　　主持人：

　　我们来看上海出台的这样一个文件，这样的一个规定，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因为以往巡视组巡视出来的一些问题，不管是地方还是单位，就会拿出一个我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出现，我怎么去整改，基本上就是要有一个针对问题的整改措施，但是这次上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要用制度化的方式，去对这些问题有一个交代，好了，接下去我们就要请教一下王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两者的不同？

　　王锡锌：

　　我觉得这个不同关键就在于，我们过去一直讲比如说腐败的惩治，都是讲事后的这种个案制裁和查处是重要的，但是更多的，我们也在呼吁，如何从制度上来真正地堵住这些漏洞，使得过去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看到的那种腐败的个案，能够在未来能够减少甚至是得到遏制，所以我觉得这里其实反映了，我们现在反腐思路上的一个重大的调整，那就是既要抓个案的查处，比如说巡视组的巡查通过个案发现问题之后，又及时地进行制度改进方面的这种跟进，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我觉得在上海反映出来的是，由一般的所谓的整改措施到制度改进的变化，但从思路上，其实是反映出来的我们两手抓，一个是个案的这种巡查查处，同时呢，也有制度的反腐，不断地跟进。

　　主持人：

　　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以往巡视组在不少单位还有不少地方，也巡视出了不少领导干部的身边人他们经商，然后接受利益输送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是上海，在这方面要出台一个制度方面的文件，而不是其他地方？

　　王锡锌：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是上海自身它有这种意识，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可能很多地方就是就事论事搞一些整改就算了，所以一方面是上海可能我觉得它有种主动的意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反映出一种上层的顶层设计，因为我们知道上海这个规定，新规的出台，其实是由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因此选择在上海，我觉得正如同上海市有关领导介绍那样，既有上海自身的特点，同时中央也有一个在全局上进行布点的考虑，我想选择上海，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改革互动的结果。

　　主持人：

　　您怎么看待上海出台这个规定它的可操作性？

　　王锡锌：

　　可操作性问题上总体来说，我们看到从范围、从程序到最后的问责，基本上已经具备了，但是我一直在想，这个可操作性还是关注细节，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般讲的经商办企业，但是有一些细节可能不能忽视，就是有的可能既不是经商也不是办企业，我们知道每个行业它都有自己特定的资源，有可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比如说法院、检察院它可能不用经商办企业，它就去从事这个法律咨询，或者说律师业务来拉案源，那这个可能还是从这个规定来看，还是需要细化。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不准官员的配偶去办企业，这么那些配偶能不能隐藏在背后，成为背后的老板，这些细节我觉得是未来操作当中，我们需要特别去注意的，所以总体来说，操作性基本的架构已经形成，但在一些细节上，可能随着试行的进行，还是需要进行不断地这种完善。

　　主持人：

　　好，谢谢王教授，那刚才我们关注的是上海关于出台这样的规定的一些方面的内容，接下去我们再把目光稍微拓展一些，看看其他地方是怎么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

　　主持人：

　　十八大以后，中央巡视组在两年多时间里，已经完成了对全国31个省市区的常规巡视，并启动了专项巡视。梳理中央巡视组对各地方以及央企等单位发现的问题，以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为特征的“一家两制”、官商一体的问题，如顽疾一般，广泛存在于被巡视的地方和单位中。

　　就在昨天，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布去年中央巡视组专项巡视后的整改报告，报告显示，通过初步审核，共有211人的亲属经商办企业，其中5人的亲属所办企业与其本人所属单位有业务往来和关联交易，个人申报涉及合同总金额18736万元。根据通报，集团党组纪检组对于涉嫌违纪违法的关联交易正在开展调查，并将依纪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有的领导人员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通过承揽中石化业务、进行关联交易谋利。中央巡视组指出，多年来中国海运一些领导人员及亲友和特定关系人，围绕海运业务开办关联工资，进行利益输送。

　　巡视中，山东省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问题突出。

　　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些领导干部子女，及其他亲属违规在其管辖内经商办企业。

　　解说：

　　从中央各巡视组的反馈可以看出，领导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不仅问题突出，也成为很多领导干部腐败落马的重要原因。那么，巡视过后，公众不仅希望看到一些腐败官员得到处理，更希望看到相关制度能够尽速建立。

　　“一些官员存在侥幸、观望心理，不断上演‘变脸戏码’——中央巡视组一进驻便开始‘颤抖’，而巡视组一撤离便又开始重新‘嘚瑟’。”去年11月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巡视整改，遵"医嘱"才能治好"病"！》的文章，描写了一些被巡视单位官员的心态。

　　在不断加压的反腐态势下，巡视工作是不是一锤子买卖？在去年7月16日，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时，王岐山就在讲话中用“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哪里，谁问题突出就巡视谁，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枪”，回答了这个问题。

　　而怎样可以让巡视不必再杀“回马枪”？上海进行了更为积极的整改。在出台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极其配偶经商的文件之后，上海同时表示，将针对领导干部配偶及子女经商问题，实行常态管理，探索形成长效机制。

　　主持人：

　　有评价说上海这次的方案，应该说是巡视出的问题，而引发的一次改革。那好了，继续请教王教授，那么上海的这种改革经验，有没有可能去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王锡锌：

　　我觉得这个是毫无问题的，因为从这个制度所针对的普遍性来讲，很多别的地方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另外从必要性来说，我们这个很多的巡视，的确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怎么样能够防止巡视组走了以后又回归到老样子，必须要通过制度来建立新常态，从可行性来讲，其实在上海所做的制度，其实在别的地方我们看不到有一些特殊的情形说上海这种制度在他们那里无法实施，更应该考虑到上海的制度试点，虽然是在上海试点的，但实际上是由中央深改组来部署的一个顶层设计。所以我觉得，未来肯定是可以适用到别的地方去。

　　主持人：

　　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就是领导人、身边人不能经商，这样的一个问题，被上海形成了一个制度化的治理，那以后比如说这个巡视组发现其他的问题，有没有可能被其他的地方，或者说是单位，也同样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治理方式，来应对这种刚才短片说了，巡视组一来就颤抖，一走就嘚瑟的这种问题？

　　王锡锌：

　　我觉得未来的确应该走这种制度化，不断进行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建设来提升我们腐败治理的这种效果，这样一条道路。因为从这个实践来看，每一次的巡视，其实都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当发现问题以后，一方面是要及时地对个案问题进行有效地打击，精确地定点打击和处理，但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顶层设计，还是地方的积极主动的回应，都需要考虑这种制度上的完善，来堵住这些漏洞，这样两手抓，上下齐动手，我觉得才是未来建立我们这个反腐败治理方面新常态的一个基本思路。

　　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王教授，这次有人评价说这一次上海的规定是出了硬招出了实招，而人们自然希望在这样的硬招实招能够多出一些的同时，还希望这些硬招实招能够扎扎实实地得到落实，并且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