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式”只是一种批评风格，并非最好

朱大可、马小盐、王晓渔（从左至右）以“没有鲁迅的时代，批评去往何处”为题进行讨论晨报记者 徐 颖

评论家朱大可、王晓渔、马小盐日前携凤凰网文化频道批评结集《洞见》一书，在上海季风书园举行新书分享会，他们以“没有鲁迅的时代，批评去往何处”为题进行讨论。三位批评家在现场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们的一个共识就是：鲁迅只是批评的一种形式，并非批评的全部。

自媒体时代，专业批评变苍白

自媒体时代，众声喧哗观点爆炸，每个人都可以在公共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态度，多元化的思路、吐槽式的快感、轻飘飘的写作不仅满足了个体宣泄的欲望，也似乎完成并大大超出了传统批评的功能与影响力。这让专业批评变得虚弱与苍白，只得在尴尬的夹缝中生存。专业批评是否还有存在的空间？

对此，评论人王晓渔认为，专业批评由知识分子完成，除了启蒙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需要扎实的知识基础来支撑价值判断，否则只能算是一种宣泄。马小盐认为，中国文化批判的话语权已经不在知识分子手里，而在媒体人手里，因为中西方文化批评的基础不同。“西方的文化批评建立在哲学体系上，但是中国没有。”

朱大可认为，2005年是中国大众文化元年，“这一年出了两个‘伟大人物’，李宇春和芙蓉姐姐，一下子把大众文化以一个民间或者半民间的方式推到公共视野，大众文化批评也慢慢出现”。

朱大可指出，批评不是谩骂。他强调，必须分清文化批评和时评的区别，“媒体时评人是用时评的方法来做文化批评，错得很远，因为时评是一些非常零碎、没有工具的分析”。

在他看来，文化批评大多以后现代理论、符号学结构、象征隐喻的分析方法进行现象式观察和思考，具有沉淀性价值； 而时评则是就事论事，分析来龙去脉，在一定的价值观基础上对事件本身做出判断。两者不仅面貌各异，使用的批评方法和知识框架也有所不同。现今媒体的文化批评多是时评充斥，一方面与对两者的认识不足有关，另一方面文化批评通常需要一定时间的观察、总结和思索，需要“等”，文化批评家基本都要“慢工出细活”，但这在求快的即时阅读环境中显然是不受重视的。

鲁迅不该成为文化批评的一个样本

今年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34周年。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鲁迅”吗？新的时代背景下，专业批评家们将通过何种方式来掌握时代精神？如何重拾批评家的尊严？没有鲁迅的时代，批评又该去往何处？

朱大可认为，要综合地看待鲁迅，既不要一味地褒扬，也不要一味贬斥。“现在互联网上分两种态度，分裂得非常厉害，要么就主张把鲁迅从中学课文里删光，要么就是把鲁迅推到神的宝座上。其实鲁迅有很多个人的弱点，他不是一个神。”

朱大可认为，鲁迅不应该成为文化批评的一个样本，“他算是批评的一种风格，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风格。”曾受鲁迅影响非常大的朱大可说，“我小时候没有其他的样本，我从小学的就是鲁迅。鲁迅就是我的精神父亲，但是我长大以后，我就会对这个父亲重新看他，汲取他的那些优点，鲁迅的那种洞察力，这点毫无疑问，非常精彩，但是它里面有一些过于情绪化的我们要避免，包括人性的东西，写东西就是针对事情，尽量少针对人。”

多年前，朱大可曾写过一本书叫《甜蜜的旅行——论余秋雨现象》，可后来被书商改成了《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这一书名的修改，让朱大可非常不喜欢。“本来那个题目没有任何问题，可一改名就产生了人格性攻击。所以这些年，我越来越更多地自省，警醒不要把批评变成个人意气用事的一个工具，你要非常理性的。批评本身是什么，它是研判、分析、解读、阐释，而不是攻击。中国学者对批评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这个误解直到现在那些做时评的也会产生这个问题，好像一端起笔要写批评了，就开始要说一点不好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朱大可表示，做文化批评其实是一个可以广泛的领域，不仅是针对当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做批评，但现在大家把它狭隘化了，只谈《小时代》，只谈《花千骨》，只谈分歧，这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文化批评在认知上要调整的一个转变。其次，文化批评要更广泛地扩展它的批评对象，这样它才会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产生作用。对现在的影响是没有可能了，对50年、100年以后的文化复兴可能会起一点微薄的作用。”

对于今天这个时代是否还会出现另一个“鲁迅”？朱大可认为：“研究鲁迅，就是要看鲁迅是从哪里长出来的。鲁迅时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没有新文化运动当然就没有鲁迅。如果认清了这个前提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追问，有没有可能出现‘新新文化运动’，如果有，鲁迅就会诞生，而且不仅诞生鲁迅，还会诞生胡适、陈独秀，以及更多的各种流派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产生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土壤，鲁迅是断然不会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