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没有书生气，会有更文明的中国？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我们可能是世界上少见的一个国度，一方面高度强调读书和读书人的价值，一方面又会习惯性地嘲笑、周期性地惩罚读书人。

《人民的名义》中几次讲到“书生气”，均偏贬义。教书匠出生的高老师听别人说他书生气，就怒，“我都离开学校20多年了，早没书生气了”。似乎，有书生气就不适合走仕途，搞政治。高大大接人待物很儒雅，但除了职业化的微笑，他离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价值偏得已不可以道里计。

几乎所有贪腐官员都是高学历、高权力和低情操、低道德的混合体。这当然和缺乏监督的体制高度有关，但如果他们身上多一些有一说一、正直独立、尊重科学而非趋炎附势、泯灭是非、丧失底线的书生气，是不是至少可以做到夜夜安枕？

我们可能是世界上少见的一个国度，一方面高度强调读书和读书人的价值，一方面又会习惯性地嘲笑、周期性地惩罚读书人。这两面实际是相关的，就是把读书完全工具化、功利化、经世致用化。如果有助于功利目标的实现，则“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靠满腹诗书、书生意气实现不了功利目标，则“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在社会上，书生气的贬义，大体来自“书呆子”、“迂夫子”、“腐儒”、“学究”、“傻气”，和不明利害、不懂变通、不通人情世故、知书不知人是同一意思。读书人“食而不化”是有的，但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之所以被贬低，是书本上学到的“应然之理”敌不过现实中的“实然之力”，而他们还要“一根筋”、“认死理”、“眼中不揉沙子”，挡人家的道，拆人家的台，于是便被“污名化”、酸腐化。

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从知识分子立场来说，读书的目的并不是功名利禄。胡适说过三方面的理由：第一，读书是接受人类的知识遗产，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知识；第二，读书是为了多读书，读更多的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

流俗的看法，总是说读书人尚空谈，坐而论道，不了解实际，其实读书人的抬杠和固守己见，往往是因为他们亲自做了调查研究，尊重事实，见解独立，不肯昧着良心苟同与迎合。当年胡适跟大学生讲“学问”，说“注重观察事实与调查事实这是科学训练的第一步”，“自己去采集标本，自去观察调查，例如本地的人口、风俗、出产、植物、鸦片烟馆等项的调查——还要注重团体的互助，分工合作，做成有系统的报告”。受过科学训练的读书人，一般不会昧于事实发言。多少年来，我们看到的问题主要是，秉笔直书的东西常常被当成书生气，揣测迎合的东西却总是游刃有余。

胡适观点的核心，是把读书和知识的传承联系起来。他说，蜜蜂虽能筑巢，能发明，但传下来就只有这一点知识，没有继续去改革改良，以应付环境，没有做格外进一步的工作。人呢，达不到目的，就再去求进步，而以前人的知识学问和经验作参考。如果每样东西，要各个人从头学起，而不去利用过去的知识，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除了传承知识，读书人还要关注和捍卫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公共价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士的传统。倘若没有这种关切，不维护社会公义，那就不是真正的读书人。南宋时的陆象山曾说，“若其心正、其事善，虽不曾识字亦自有读书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虽多读书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恶耳！”在他看来，“士大夫儒者视农圃间人不能无愧”，这和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观点——“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远比神学博士更能认识上帝”——可谓异曲同工。读书人如果丧失天道良心，就会堕落，用王阳明的话，“今世士夫计逐功名，甚于市井刀锥”，“士皆巧文博辞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犹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

看看今天知识界经常冒出的师德沦丧、论文造假、斯文扫地等新闻，真不知道，他们视农圃间人，能无愧乎？

书生气是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

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理解书生气。我理解的书生气，是一种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现代社会赖分工而兴，其原理非常简单，就是亚当·斯密说的，“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分工带来专业化和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各行各业的信用、信任不能建立，交换的效率就会大受影响。这就需要发挥“无形的手”的作用，通过自由交换实现优胜劣汰。而长期来看，优胜者必定是具备更高更好的专业能力的人。日本的大前研一在《专业主义》中强调，专业人士需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专业修养、丰富的经验、不断学习的意志、勇于承担授权风险的能力，特别需要“对顾客信守诺言，以顾客为中心的道德观和修养”。他援引“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以说明，道德操守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必备的品质。

《人民的名义》中多次闪现检察官誓词。各行业的誓词就是标尺，镜子，行动指南。各行业分工不同，但所有誓词的精神是一致的，即现代文明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由以上这些梳理，如果我们把书生气界定为一种知识传承能力、为公共服务的理想和专业的精神与态度，则今天中国的行行业业，不是书生气太多，恰恰是太少。像1957年的黄万里那样，在三门峡工程即将动工时，舌战群儒七天，反复申述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会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因此“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像他这样的读书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当年黄万里上书，说三门峡问题并无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类似这样的“黄万里之问”，今天在许多方面，比如吏治方面，仍可问出许多。

读书人心情舒畅，能充分发挥作用，方为国家民族之福。

书生气代代不绝

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言语无味。”这是书生气。

1923年，20岁的吴国桢从美国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后，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教务长面试时看到一脸孩子气的他，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吴国桢答道：“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他因此言立即被录取。这是书生气。

1929年，在哈佛大学读硕士的贺麟在日记里写：“以后务须随时随地牺牲一切保持自己的内心自由和self-respect（自尊心），要无一时忘掉了以诚接物，更要无一时忘掉了求真理说真理的使命。”这是书生气。

蒋梦麟在怀念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的文章中说，“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这是书生气。而环顾今天的高校，校长院长，对上对下态度不一样是常态，遇到大事没有主见定见、但求唯上而无过是常态，他们知识很多，但书生气很少。

2002年12月，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公布2003年院士增选计划时说，如地方领导为使本地专家当选为院士而“打招呼”，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他举例说，某省一直没有专家当选院士，该省领导迫切希望能在增选过程中实现“零的突破”，就主动向工程院学部打了“招呼”。本来该候选人可以当选，却因这个“小动作”被取消资格。另一位候选人已通过资格审核，“几乎当选”，却被揭发曾向大大团成员赠送了一件礼物，因“贿选”之嫌被当即取消资格。这是书生气。

如果我们身边充满择善固执的书生气，明天是否更好？

书生气有助政治清明

我相信，政坛有更多书生气，政治会更加清明，官员离习大大的“不忘初心、坚守正道”、“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的要求，会更近。在习大大看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就可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一阵”为“学一生”，“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读书有何益处？习大大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浩然正气是孟子最早提出的观念，“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就是说，浩然正气要用正义去培养，一点都不加伤害，就会充满四方，浩然正气要和正义、正道相配，否则就没有力量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都是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

书生气有助商业文明

我相信，商界有更多书生气，商业会更加文明。私利是人的本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商业发展就是要用和平交换的方式满足人之所欲。但是，取之无道，不义之财，唯利而求，其结果必然“上下交相诈”，害人终害己。所以中国古代向有义利兼顾、义利统一的传统，对于富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发轫之时，以张謇、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为代表的企业家，也都是“文化先于财富”、“道在利先、以义驭利”，这和美国19世纪后半叶那批白手起家的“强盗大亨”（Robber Barrons）并不一样。正是这批以实业报国为理想的读书人，奠定了近代中国企业家商儒一体的形象。

和今天中国相当多富豪“言而无文，惟利而已”、“财富先于文化”不同，张謇、范旭东那代人，办企业的第一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可以说都是带着书生情怀踏入商海。范旭东曾说：“我们办实业的人，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为人类服务的精神，我们为救国家的危亡而办实业，在环境许可之下，不问事业的大小，努力地往前干去。”张謇办企业时已43岁，翁同龢给他创办的大生公司题字，叫“机杼之发动乎天地”。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张謇经商的动机是“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他曾这样自述心路历程，“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现在看，这种轻商贱富的思想并不正确，但张謇身上那种不为私利而为天下大计的决绝，还是让人动容不已。

今天中国很多学者教授像生意人，张謇一代的商人则像书生。经商成功后，张謇把积累的财富几乎全用于教育和家乡建设，20多年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工资、分红有150多万两，加上一起办企业的哥哥所捐，超过300万两。在他的倡导和推动，家乡南通建设成了一个带有自治性质、非常现代化的模范城市。而张謇自己每餐就是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的客人不杀鸡鸭。他应邀去日本考察，买三等舱客票，最便宜，因为“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之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

像张謇这样“文化先于财富”的企业家，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能在报纸举行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成为“最景仰之人物”。而环顾今天不少首富，都像是石破天惊冒出来的“齐天大圣”，似乎不需要文化传承，他们的人生价值就是富豪榜上的排名。

书生气有助社会进步

我相信，有更多书生气，社会也会更和谐进步。

研究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学者大都认可，基层的士绅阶层对维系社会和政权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受过圣贤之道教育，参与过科举，可能是读书人、私塾老师、宗族里受尊敬的人，等等。用费孝通的话，他们是“沟通政府和民众的枢纽”。以中国之大，全由官府去治理社会的角角落落，成本之高难以承受。从宋到清，中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数量的增幅则不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族与士绅在基层承担了“扶济族众、化解纠纷、教化子弟”等责任，“把原归官吏处理的部分职责揽纳过去，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缓了官方严刑峻法对乡村的渗透范围和程度”。

在今天，社会的发育，社会的进步，同样离不开各种中间力量、中介力量、基层自治力量、学校、工会、企业组织、社会自组织的努力。没有这种社会自觉和自我管理，凡事仍交由政府，则政权日重、政费日繁都是必然。事实上，大量社会的事务，政府是管不胜管、无力去管的。诸如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制止公共空间的不良习气，靠法治，也靠自觉与自治。而我们周围，见义勇为的似乎越来越少，明哲保身的似乎越来越多，书生的耿直越来越少，变通的圆滑越来越多。

最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有原则、有定力、不同流、不随意的书生气，有助于更好地发现自己，实现自己。“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书生气让我们永远知道自己的不足而怀谦卑之心。书生气更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引领我们向着有尊严的理想飞升。

参考文献：“士绅”的溃灭，杨念群，《读书》2014年第4期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郑洋洋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